丁一凡：刺激內循環，我們2008年以後就做過了

【採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此前在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吹風會上，很多外國友人問道，中國的“雙循環”戰略是否會降低國際貿易，您怎麼看待雙循環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

**丁一凡：**雙循環的重點在於以內循環為主，以外循環為輔，來推動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雙循環發展戰略是一種既成事實，其實早已經發生，我們現在認識到雙循環是一種常態，而且需要依靠雙循環，所以要把它説清楚，更進一步地推動雙循環的發展。

從2009年以來，中國經濟主要就是依靠內循環，只不過現在明確承認這樣的現實。2009年以前，從2001年到2009年這段時間，差不多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當時中國的GDP年度增長在10%以上，但是這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由外需推動增長，整個這個將近八、九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雖然在10%以上，但中國的出口增長近20%，所以是一種依靠外需拉動的增長。

2008年出現國際金融危機，2009年我們的外貿訂單突然大幅下滑，出口遭遇斷崖式下跌，這時各個國家都推行了經濟刺激計劃，即刺激內需的計劃，中國也是如此。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經濟增長就不是依靠外需，而是依靠內需來推動。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傳統的出口市場都大幅萎縮，於是我們只好靠內需來維持經濟增長動力。我們的刺激經濟計劃大幅度刺激國內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僅維持了經濟量的增長，也大大提高了經濟增長的質量。

以高鐵為例，2008年我們的高鐵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天津這一段是全國唯一的高鐵。而我們加強內部基礎設施投資以後，到了十年之後的2018年，高鐵線路就達到了2.8萬公里。這十年的內部大力投資，改善了中國基礎設施的質量，大大加強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才使得外部需求大幅減弱的情況下，中國仍然能夠保持一枝獨秀，維持在全球的經濟增長勢頭

另外，2008、2009年的時候，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順差佔我們GDP的比重在10%左右，甚至10%以上。到了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順差降到了GDP的1%，2019年降到了0.4%，這種一路下滑正説明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內部市場，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依靠的是外部市場。

所以雙循環是一個現實，我們是在現實之下承認這種現實。而且考慮到未來十年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普遍的下滑，我們必須靠內部的經濟增長抵消外部的負面影響，所以我們要公開地講，未來我們的經濟增長雙循環仍然是以內循環為主。經過前十年的發展，我們現在有信心通過內循環保持中國經濟內部增長的元素和動力，能夠維持經濟增長，並改善經濟增長質量。

當然，因為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嵌入全球經濟，從這個角度，我們仍然要深度參與全球化，深度參與世界經濟。

不過，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以前2001-2009年，我們參與的是別人的全球化，鑲入的是別人的全球產業鏈當中。而2009年到2019年的這十年，一方面中國在慢慢發展自己的內部市場，另一方面開始主動地去塑造外部的經濟環境。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提出了“一帶一路”，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主動地開始加強對外投資，去重塑世界經濟環境，重塑國際經濟秩序，這些事情證明金融危機之後，新的全球化就不完全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來主導的，而是中西方共同主導的。

觀察者網：中國周邊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推進，拜登新政府又表示要帶領美國重新領導世界。您認為，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化會是怎樣的格局？

**丁一凡：**我覺得拜登想重新迴歸多邊主義，重新恢復美國領導力，我們對此不是那麼在意，如果美國領導世界秩序講的是多邊主義的話，對中國來説並非只有壞處，中國就是在那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競爭。雖然中國會受到一定的打壓，但只要在多邊協調的框架之內，我們就能適應這種發展環境。

而且曾經很長時間我們一直認為，中國要適應多邊環境的世界經濟發展，對於規範我們內部的行為、規範我們的規矩意識，都有一定益處，所以我們才説，開放某種程度上是倒逼我們內部改革的一種措施，可以利用外面的規範式行為規範我們內部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應該説不害怕美國要回歸這種事兒。

另外，中國最近跟東亞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談成了RCEP，這就是一個證明，因為這種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有一個很大的命題，未來我們的目標是經過十年的努力，整個地區90%-95%產品的關税趨近於零，成為一個基本沒有關税的地區，這樣會使得整個東亞地區的製造業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會重組我們整個地區的製造業配置，從各個地方配置原料和生產的成本大幅下降，就會大大地提高整個東亞地區製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心的地位，重塑這種優勢。所以RCEP的簽署不光是對中國，對其他參與RCEP的國家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

觀察者網：您認為，如何改變以往全球化格局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獲利不均的情況？

**丁一凡：**中國參與的全球化與此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有一個很大不同。

上一階段全球化的主要基礎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如果我們把華盛頓共識的二十條標準都拿出來簡單地分一下類，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排除政府，只讓企業和市場來決定市場上的所有行為。這種做法從效率上講是有效的，但因為所有的人和國家的稟賦不同，完全由企業和市場去決定發展方向，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因為富人會更大地享受到這種效率的提高，但是一些比如説被全球化過程排斥在外的經濟，就會越來越困難。這種社會分化既體現在發達國家，也體現在發展中國家，是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指導力量造成的。

中國參與主導未來全球化的想法與西方不一樣。我們的“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現在有三百多個合作伙伴，有一百多個項目在做，這些項目基本上都是市場和政府同時在起作用，我們跟各個參與國的政府合作，同時也跟各方的企業合作，來共同完成這些項目。我們的前提是，政府是為國家的普遍利益着想，所以政府的項目是對整體經濟的提高，有助於國家國力的提升。我們希望這種既有政府參與、又有市場參與的全球化，能夠比上一輪全球化更好地剋制只憑市場主導產生的利益偏差，糾正只對某些企業的投資者和大老闆有利、對其他社會參與者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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