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新冠讓日本體會到從未有過的憋氣和窘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言】

每年的1月1日，大部分日本家庭會在上午9點前收到賀年卡（主要為明信片）。

如果在12月24日以前將賀年卡投入到郵筒中，日本郵局能夠保證在元旦這天將賀卡送到收信人家裏。日本有很多離島，即便是這些離島的郵件，如果在12月24日之前投出，那麼元旦這天一早也能聽到門前信箱中發出的沉悶卻讓人愉快的聲響：是幾位、幾十位甚至幾百位朋友，將新一年的祝賀及對舊年的回顧，寫在明信片賀卡上，發了過來。

筆者回國快二十年，仍能在元旦前收到各種賀年卡。這些賀卡零零散散地發了過來，靜靜地躺在信箱中，年底每天打開樓下信箱的時候，看到那些用自家打印機打印或者手寫的賀卡，如同依舊生活在日本，懷念遠去的日子。

只是2020年收到的相關明信片讓人唏噓不已。

因為新冠，太多的日本朋友已經半年多沒有認真去公司上班了。日本的人均住宅面積並不小，但大部分家庭不能保證讓一家之主在家裏有個單獨的辦公房間。突然一對男女，或者一對夫婦帶着一兩個孩子天天宅在家裏，並無各自獨立的房間，很多家庭感覺非常不適應。

親屬之間在一起的時間增多後，矛盾也多了起來，不便於在家裏發火的話，就對外部，尤其是對日本之外的世界持特別尖鋭的批評態度。

在筆者的印象裏，日本社會從來沒有像2020年這樣憋氣、窘迫過，這樣不寬容。

日本街頭（資料圖/新華網）

從勝利走向失敗的戰疫

新冠疫情自然是日本在2020年全年議論最多的一個話題。

到2020年年底，儘管日本在東亞國家中的表現乏善可陳，僅12月24日一天就有3729人確診（總確診人數為20萬8889人），死亡53人（總人數為3122人）。當然，如果和美國（確診1846.6萬人，死亡32.6萬人）、印度（確診1012萬人，死亡14.7萬人）比，日本算是不錯的。

資料來源：2020年12月25日《朝日新聞》

日本的最大特點是，特別早地宣佈了對新冠疫情的勝利，卻沒有想到在年底會遭遇如此悲慘的結果。

5月25日，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解除了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見記者的時候，他非常興奮地説：之所以能戰勝新冠疫情，“是日本模式顯示出了巨大的作用。”要知道，5月25日到6月24日之間，日本雖然每天依舊有數十人確診，但總體情況比較穩定，尤其是重症患者很少，死亡人數到8月中旬也只是每天數人。

進入2020年2月以後，日本連續派包機從武漢接僑民回國，近千名從武漢回去的日本人基本沒有嚴密的隔離措施，但幾乎沒有從武漢回去的僑民、僑民家屬將疫情傳染給日本國內人士的情況。不隔離，不引進健康碼，更不封城，日本要用媒體的透明、行政的高效、防疫體制嚴絲合縫來走出一條獨特的戰疫之路，安倍稱之為“日本模式”。

但是，4月15日為頂峯的第一波疫情過去後，比第一波疫情要高出許多的第二波疫情高峯在8月6日前後到來。這樣一來，安倍首相不能再談日本模式，眼看着不能採取有效的防疫對策，安倍能夠選擇的也只有辭職，尋找一個可以保持榮譽的辭職方式。很快，安倍以潰瘍性結腸炎復發為由，精神飽滿、步履平穩地走出首相府，宣佈辭去了首相職務。

9月16日接替安倍的菅義偉首相，比較平穩地度過了10月，到了11月中旬，眼看着疫情一天天地嚴峻起來，卻不是採取積極的應對疫情的政策，而是要讓經濟迅速復興，推動民眾外出旅遊——哪怕每天新增確診病人超過2000人，“GoTo”旅遊運動也要毫不遲疑地推動，一直到12月下旬才最終宣告“暫時”停止。而12月底的日本一天出現超過3000名確診人數已非大事，大家似乎習以為常了。

政治責任在哪裏？行政效率如何評説？媒體對疫情確實公開透明，但對政治一味迎合。疫情給日本經濟、社會帶來的深重影響、社會制度的嚴重疲勞，這些已經無人去關心、議論。

權力的絕對與“禪讓”

2012年12月開始登上內閣首相地位的安倍晉三，將首相工作做到了2020年9月15日，加上2006年以後安倍做過一年的首相，他成為了日本憲政史上擔任首相時間最長、連續做首相時間最長的第一人。

長期執政，讓日本國家機關基本上圍着安倍一人轉。安倍執政期間，除了未能完成修改憲法第九條——日本放棄以武力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為此不保有軍隊，不承認與其他國家的交戰權——之外，軍隊的合法化、出國與國外軍隊聯合作戰、對外宣佈戰爭的權力已經基本通過立法的方式，在日本法理上具有了現實的合法性。

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日本能否在感覺到某種危機後，先發制人地攻擊敵國軍事基地？換句話説，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日本如何能率先發動對外戰爭，這個課題安倍交給了他的繼承人菅義偉。不過菅首相未能在2020年完成相關立法，目前看來今後實現這個立法也依舊困難。

安倍的絕對權力體制，給日本社會帶來了諸多矛盾。這裏不談2016年開始發酵的森友學園問題、2017年開始醜聞化的加計學園問題，2020年日本媒體反覆報道了安倍秘書利用國家的賞櫻會，將國家表彰先進代表，增進與美國等國家友誼的這一重要活動，變成為安倍及其心腹助選的工具，安倍花巨資請從選區來東京的鐵桿粉絲吃飯，賄選的色彩十分濃厚。政府機關的官員，明知安倍將國家項目轉變為自民黨選舉的工具，卻無人諫言，如此持續了數年，直到2020年媒體熱議後，情況才開始出現轉變。

絕對政權帶來的一個很大特點是能夠由個人決定下任首相人選。安倍在9月將黨及國家的權力留給了菅，菅僅僅通過黨內選舉、議會內部的推選，就能當上首相。資本主義的民選議政制度在安倍時代其功能已喪失殆盡。

而權力“禪讓”，必然會衍生出一系列問題，比如出現政治或行政上的巨大失敗。未經過民意選舉的菅內閣，很快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上暴露出極度無策的缺陷，疫情越嚴重，卻越要推行鼓勵外出旅遊的相關活動。12月以後的疫情讓民眾對菅內閣的期待很快就變成了失望。

疫情阻滯了經濟、教育的發展

2020年12月6日，日本從澳大利亞的沙漠上回收了2014年12月3日發射的衞星“隼鳥2號”。

日本在澳大利亞沙漠上收回了“隼鳥”衞星。（圖/JAXA）

和其他國家比較充裕的宇宙開發預算比，日本在經濟失落了二十餘年的情況下，從事宇宙開發只能選小型衞星，在宇宙中找小行星來做相關實驗。日本探查衞星取名為“隼鳥”也是顯示了衞星本身的小巧。

在飛行了幾十億公里後，順利飛回來，投下在只有幾十平方公里大的小行星上採集的沙粒，接着去執行其他任務，日本的宇宙探索走出了節省經費，獲取較多科研成果的新路。“隼鳥”為日本在2024年發射探查火星的衞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日本獲得了科學上的成功，但經濟在2020年的處境卻非常艱難。

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尚未受到太多新冠疫情的影響，但進入第二季度後，經濟開始斷崖般下跌，按年率算出現了27.7%的下滑，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第三季度在嚴重下滑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彈，按年率算有22.7%的恢復，但依舊不能讓經濟看到希望。第四季度的數字還沒有出來，但從疫情要比第二季度前後嚴重很多這個情況來看，經濟上的下滑也會相當慘重，而且會直接影響2021年的經濟。

大學教育也深受新冠疫情的影響。

日本2020年的招生工作是在疫情爆發前的4月1日前完成的，之後出現了兩波疫情，而且一次比一次影響大。各大學採取在線教育的方式，但如果是在線教育，人們更願意選擇大城市的學校，選擇名校，因此日本大量私立大學在2020年未招滿學生。

同時，因為疫情的影響，家庭收入減少的家庭難以繼續為孩子提供學費。疫情爆發後，學生打工維持學業也變得困難起來，數千名學生申請退學或休學，這給大學經營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在大學生不能靠打工維持學業的背後，是大量的社會上的臨時工、短工被縮減了勞動時間。儘管日本是個相當富裕的社會，但在2020年餓肚子的人急劇增多，許多人不得不去食品銀行（超市或家庭中將快要過期的罐頭等食品拿到這裏，供貧窮的人免費拿走）申請食物。從厚生勞動省發表的相關數字來看，截至2020年11月，日本自殺人數比去年同期出現了增加的勢頭，女性自殺數量的增幅尤其大。

對疫情的無策，讓疫情愈發拉垮了日本經濟，嚴重影響了教育，日本社會中的貧富懸殊問題、絕對貧困問題也日益突出了起來。社會中的不滿需要找一個發泄的地方。

執政的自民黨牢牢掌控着報紙雜誌及廣播電視媒體，民眾自由發聲的地方主要在自媒體。現在自媒體對輿論的影響開始超越了以往，輿論變得非常情緒化，在不能批評國內政治的時候，最好的攻擊對象便是地位相對弱勢的外國人、普通人並不熟悉的外國媒體及地理上與日本比較接近的外國政府。

與世界隔絕中的厭韓厭華情緒

2020年的日本在與外界的交往上，一個較大的特點是出現了人員上的隔絕。

在戰後階段，不斷有軍人復員回到日本，在殖民地生活的日本人也先後回來，帶來了大量的外國文化，數十萬外國佔領軍駐紮在日本。日本經濟復甦後，大量人員外出學習工作，與國外的交往從未出現隔絕。直到新冠疫情蔓延，出現大量本土病例後，日本人不再出國，外國人也很難進入日本。

從JTB綜合研究所在2020年12月發佈的訪日人數看，2020年5月-10月，韓國及中國的訪日人數分別比上一年同期減少了近100%，情況最好的時候，也只有上一年的1%的人來日本訪問。

圖片來源：JTB綜合研究所

日本記者、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大介將2020年的日本特點歸納為“不寬容與分斷”。新冠拉開了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分斷阻礙了日本與外部的交流，輿論將希望寄託在政權的延續上，在延續中獲得某種有效的統治能力，以讓日本走出經濟上的失落。但人們最終看到的卻只是安倍及菅在新冠防控上的嚴重不足，安倍長期政權留下了森友、加計及賞櫻會等系列負遺產，想走上一條新路，對日本來説並不容易。

日本輿論能做的最簡單的事情，無非是將韓國描繪成極度無理取鬧的國家，認為和這樣的國家幾乎沒有交涉的餘地。談中國談得最多的問題是領土，炒作領土危機、南海危機，沒有相關新聞的話，就道聽途説地炒作中國少數民族問題。

從日本相關機構對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將近9成的日本人對中國不保有好感，尤其是看中國取得了抗疫的勝利，而日本每況愈下，這些人對中國愈發不具有好感，不承認中國的戰疫方式，完全不談從中國吸取一定的抗疫經驗。

媒體愈發強調中國在新冠剛剛出現時封城中出現的各種抽象問題，至於今天中國網格式地對疫情進行管理、在發生疫情的時候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行動會受到限制等，日本民眾幾乎毫不知情。2020年2月、3月中國疫情比較嚴重時，還有不少日本人積極支援了中國的抗疫；但到日本情況危急時，中國反過來支援日本，這些信息日本卻報道得非常少。

在對待韓國的態度上，日本一直非常強硬，斷然拒絕和韓國的交涉，日韓關係在2020年進入戰後最為緊張的階段。

如果沒有疫情，中日民間尚能往來，疫情阻斷了日本與外國的往來後，厭韓厭華情緒在2021年恐將更加阻礙日本與周邊國家感情的恢復，日本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問題今後解決起來也會愈發困難。而失去與周邊國家的友好交往，日本也將愈發處於不安及缺少信心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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