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美國遭遇中東之殤

在2010年代的最後一天——2019年12月31日，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遭到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的衝擊。事實上，最近一個月來，美國與伊拉克什葉派武裝衝突不斷。由於美國駐伊拉克基爾庫克等地的軍事基地接連遭到襲擊，美國於12月29日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旅”進行襲擊，導致後者數十人死亡，而12月31日發生的美國大使館遇襲事件無疑是什葉派民兵的報復。當然，華盛頓自然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視為伊朗支持的力量，並把矛頭指向伊朗，使得該事件與美國和伊朗的地區博弈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了一起。

儘管美國在中東的遇襲屢見不鮮，但“伊拉克”這個與美國結下不解之緣的字眼，令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在年代交替之際拷問美國的中東政策以及未來美國在中東的命運。

相對於歐洲列強，美國在中東是一個後來者。二戰前，美國與中東的來往主要是商業和文化關係。二戰後，美國全面取代歐洲在中東的地位，並伴隨冷戰的展開與蘇聯在中東展開了全面爭奪。儘管美國在阿以衝突中對以色列的偏袒遭到阿拉伯國家的反感，但由於當時中東的陣營對抗，以及美國在中東尚無大規模直接的軍事介入，美國似乎也並非中東國家十分仇視的對象，它通過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1979年以前)等地區盟友抗衡蘇聯，維護自身的利益。

美國在中東的麻煩源於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和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伊朗從親美走向反美，尤其是憤怒的民眾佔領美國大使館並扣押美國人質事件，令美國在中東名譽掃地，美國與伊朗的對抗由此延續至今，這也是美國在隨後爆發的兩伊戰爭選擇支持薩達姆政權的原因所在，當然這也埋下了伊拉克地區霸權膨脹，進而引發1990年海灣危機、致使美國發動海灣戰爭，乃至也埋下了2003年美國再度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孽緣。而同在1979年爆發的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基於反蘇需要支持“基地”等“聖戰”組織，而在1991年海灣戰爭後長期駐軍沙特，使美國成為“基地”組織仇視的對象。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在中東最為輝煌的十年，克林頓“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戰略使中東維持了基本的平衡，最終卻無果而終。巴以和平逆轉為持久、且時斷時續的衝突，伊朗和伊拉克也並未臣服，而美國與伊斯蘭極端力量的仇恨卻在不斷累積和爆發，美國在中東的目標多次遭襲。

進入新世紀後，導致美國發生戰略錯亂的“9·11”事件爆發，結果是美國錯誤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持續至今，美國對不斷坐大的塔利班束手無策;2011年，伴隨奧巴馬為抽身中東撤軍伊拉克，伊拉克戰爭“被結束”。也正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急於從中東抽身的美國進退失據，其內在矛盾是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和成本減少，使其根本無力主導劇烈變動的中東地區事務。從某種程度上説，“伊斯蘭國”的滋生、伊朗的崛起、敍利亞危機的久拖不決，都是這種困境的產物，而以民主改造為核心的“大中東計劃”早已淹沒在阿拉伯大漠之中。

及至特朗普主政，美國中東戰略在本質上繼續收縮，剿滅“伊斯蘭國”、遏制伊朗成為特朗普的主要目標，但其主要做法是減少投入，利用地區盟友衝鋒在前，並從中撈取軍火收益，服務於“美國優先”的目標。當前，遏制伊朗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主線，但以避免發動戰爭為底線的美國，儘管通過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重創伊朗，卻無法顛覆伊朗政權。相反，“阿拉伯之春”以來，伊朗對敍利亞、黎巴嫩、伊拉克、也門什葉派力量的影響不斷增強，使伊朗打擊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已經從波斯灣擴展至地中海，當前美國在伊拉克的遭遇就是這種邏輯的體現。

縱觀歷史，美國在中東的遭遇再次演繹了“中東是霸權的墳墓”這一邏輯。美國不斷在中東擴張霸權，但其霸權在中東是“不折不扣地建立在沙灘之上”(布熱津斯基語)，甚至導致“老鷹墜地”(沃勒斯坦語);美國不斷在中東輸出意識形態，收穫的卻是“文明衝突”這一“自我實現的預言”。(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