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新媒介對港青的塑造力不容忽視

在香港“反修例”風波中，有香港媒體人發現，一款名為“香城Online”的遊戲在暴徒聚集的連登社區傳播。遊戲以虛擬化城市“香城”為背景，玩家在遊戲中扮演戰士、補給兵等角色，完成“跟隨隊伍遊行，再自由活動去爬山，沿途有不同怪獸需要打，守衞我城”的所謂“任務”。其攻略包括地圖、職業、怪物(影射警察)、裝備等介紹一應俱全，可操作性極強，香港媒體人形容這個遊戲簡直是“在短時間內批量生產黑衣人的暴徒培訓手冊”。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媒介迭代背景下，社會運動虛擬化並不是在香港的“反修例”風波中才出現的新鮮事，早在2015年的巴黎暴恐事件中，就有證據顯示，恐怖分子是利用PlayStation 4遊戲主機進行恐怖襲擊的策劃和即時交流，成功地躲過了電話、短信、推特、臉書等移動通信和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大數據篩查。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運動虛擬化，是以青年文化為表徵的全球文化歷史轉型的結果。例如“伊斯蘭國”就曾利用社交媒體有效擴大極端思想的傳播，而美國相關部門在烏克蘭亂局中也曾利用移動互聯網的新媒介文娛形態煽動暴亂。

可見，利用移動通信工具的廣泛使用完成極端情緒煽動和社會運動的組織策劃，顯然是一個系統性操作，它包含兩個切面，一是通過看似不起眼的文化娛樂方式，比如網絡文學、網絡遊戲、音樂、動漫等目前尚不在主流媒體視野之內的媒介形態完成意識形態煽動;二是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的媒介迭代效應，以看似不起眼的泛文化形態快速傳導極端情緒。正是依靠這兩個切面，敵對勢力才得以在短時間內就完成極端情緒的煽動和傳播，進而形成相對有效的大範圍意識形態蠱惑，結成當代版的“想象的共同體”。只不過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獨特性在於，其成員通常圍繞着一個極端情緒策源的中心點凝聚，而遊戲、動漫、音樂、社交媒體、虛擬社區等都可以作為這個極端情緒中心點的散射出口和路徑，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其都呈現出“去中心化”的樣貌。由於移動互聯網的媒介迭代效應所撬動的範圍很廣，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這一輪全球極端情緒浪潮中會有如此大的範圍和圈層。

移動互聯網並不是洪水猛獸，不能簡單地用圍堵的方式予以應對，而是要以更為開放的姿態因勢利導。我們也切忌片面認知新媒介形態對青少年身份認同的塑造作用。通過對香港、澳門青少年的相關調研可以發現，如果打開一個澳門青少年的手機，我們會發現它包含的應用程序(或其國際版本)與內地青少年所使用的高度接近。相比之下，大多數香港青少年的手機上則大多是美國、英國的應用程序，香港本地的應用程序都很少，更不要説玩內地的網絡遊戲、看內地的網劇、綜藝。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其後續的複雜影響。

新媒介形態下的流行文化經驗，在連接不同地域的青少年羣體方面，發揮着重要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如果無法享受到內地數字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優秀成果的情況下，香港本地又沒有產生足夠的內容支撐，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媒介信息的獲取源頭被敵對勢力把持和操控。我們應該加大力度，鼓勵數字文化產業領域生產出更多的數字文化產品。同時，在版權領域於“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探索新的發展路徑。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運動虛擬化現象，我們既要從長計議，也要因勢利導。(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