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東：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系統性危機

21世紀第3個十年剛開始，國際形勢就變得緊張。而這只不過是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一個新發展而已，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陷入系統性危機的又一個症候。

無疑，世界經濟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上一輪危機爆發至今已經超過10年，但全球經濟並未走出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長期乏力，債務水平居高不下，負利率愈演愈烈，貧富分化持續惡化，大量民眾生活困難。但與此同時，許多國家又開始出現嚴重的資本市場泡沫，它們的經濟政策進退失據。

40年前，面對着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滯脹”危機，西方國家選擇了新自由主義。隨着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西方各國的推行，包括金融化了的產業資本在內的金融壟斷資本逐步掌控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資本越來越多地擺脱了社會對其施加的各種制約，按照其本身的邏輯和需求在全球組織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更加徹底地按照其本性來重塑世界。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空間上和程度上的蔓延與滲透，其內在矛盾在全球發展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上一輪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正是這種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事實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破產，同時也為西方各國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但是，被金融資本掌控的西方國家及時用公共資金以救市的名義挽救了自己，金融資本的力量不僅沒有受到重大打擊，而且在危機之後更加壯大，它們仍然牢牢控制着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因而，維護其利益的新自由主義仍然在許多國家處於主流位置。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挽救金融資本，西方國家的國債水平急劇攀升，僅僅在危機後的3年時間，西方國家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之後，美國等又以刺激經濟的名義採取了進一步減税的措施，導致財政危機的加劇。目前，西方國家的國債水平已經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很多國家超過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00%，國債利息進一步加劇了它們的財政負擔。在這個背景下，許多西方國家採用了財政緊縮政策，削減社會大眾急需的各種福利開支。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還普遍採用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一方面迅速將利率降到極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多輪貨幣寬鬆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企業和家庭都能夠更容易地以很低的代價貸款，以增加投資和消費。但是，由於經濟低迷以及對未來的悲觀預期，許多企業和家庭更多是努力降低槓桿，減少負債，投資和消費增長緩慢，從而導致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從全球來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近十年來都沒有恢復到原來的增長水平。即便是號稱經濟強勁復甦的美國，其2018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比2007年的水平上升了不到10個百分點，整個歐元區在此期間只上升了5個百分點。

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沒能扭轉經濟的頹勢，反而刺激了資產泡沫的膨脹。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屬的全球房市觀察提供的數據，扣除通脹因素後的全球房價指數已經超過上一輪危機之前的高點。即便是在那些由於經濟形勢低迷，全國房價並未完全恢復的西方國家中，若干城市的房價水平也已經遠遠高出危機之前的水平。

股票市場的情況更為嚴重。許多國家的股票指數已經遠遠超過危機之前的高點。美國最為典型，它的各個股票指數近年來屢創新高。根據耶魯大學羅伯特·席勒教授的計算，扣除通脹後的標普500指數所涵蓋的企業平均長期市盈率不僅超過了上輪危機之前的高點，甚至超過了1929年的高點。

面對這種局面，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處於兩難境地。擴張性政策的空間已經不大，而且可能進一步加劇資產泡沫，而緊縮性的政策又可能直接刺破泡沫，帶來危機。於是我們看到美國的加息週期半途而廢，許多國家甚至採用了負利率政策。由於這種詭異的市場環境，全球的負收益債券甚至一度高達16萬億美元，佔到整個債券市場的1/3。這種幾乎史無前例的現象在不斷提醒人們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有多麼糟糕。

雪上加霜的是，危機之後許多國家的新增財富更多地流向了富人，貧富分化繼續惡化。富人的收入處於歷史少見的高點，而廣大民眾的收入卻處於停滯甚至出現下降。這必然會引起民眾的不滿。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由於仍居於主導地位的金融壟斷資本的抵制，西方社會所急需的，也是西方民眾所期待的限制金融投機和欺詐，以及緩解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各種矛盾的改革措施無法推行。民眾的不滿和怨憤持續累積，他們對政府施策逐步失去信心，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質疑代議制民主。西方國家的金融經濟危機正在逐漸轉化為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更加嚴重的是，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於當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制度性矛盾既無法解釋，更無力解決，文化危機越演越烈。

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制度性危機正在形成，新自由主義及其背後的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可能正在快速耗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合法性。(作者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