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情報霸權讓美國更加任性

美軍出動無人機炸死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所引發的危機，仍在持續發酵。此次行動稱得上是新世紀以來最為轟動的軍事冒險行為之一，再次展示出美國霸權中肆意妄為的部分。而美軍之所以能成功實施此次行動，根本保障之一在於獲得準確的情報信息。

這背後正是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現實：經過70多年進化，情報能力已經成為美國最具競爭優勢的國家實力之一，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説是它的“終極殺器”之一。

事件發生以來，外界對於美軍此次行動所依靠的情報有眾多猜測。有傳聞稱，美軍通過跟蹤定位蘇萊曼尼身邊人的手機最終確定了其行蹤;也有人認為，美國在伊拉克民兵組織或伊朗內部留有眼線;還有人猜測，美軍是根據蘇萊曼尼在現場的指揮通信設施獲知了其準確位置。但從美國以往類似行動的情況看，單一情報不是美國軍情機構跟蹤和確定“斬首行動”目標的可靠依據。美國情報部門通常依靠多種情報相互組合、印證的方式確定目標方位，並選擇成功幾率最高的時機。

從此次事件及美國近年來的一系列“斬首行動”看，基於情報能力的精準軍事行動正在成為美國常規化的作戰方式，情報霸權正在成為美國最根本的霸權能力的組成部分。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開始重視情報能力建設，迄今已經實現了三次飛躍，形成了顯著的體系優勢。

第一次飛躍是由“珍珠港事件”驅動。當時日本的突然襲擊使美國國內更充分地認識到情報預警的重要意義，繼而形成了基於情報的國家安全決策體系。美國情報機構將避免另一個“珍珠港危機”作為核心目標，將破解對方加密通信作為情報能力建設的重點。二戰中，美軍通過破譯電碼完成了截擊山本五十六、中途島海戰等一系列經典戰例。

冷戰時期，美國情報能力實現第二次飛躍。為了解決蘇聯地域廣闊所帶來的情報獲取難題，美國建立了全天候情報監控體系。美國在太平洋海底佈設感應設備，研發高空偵察機，發射間諜衞星，並且通過對蘇聯媒體的分析及人員滲透實現對蘇聯情況的完整掌控。

這一時期，美國情報機構推動了淨評估、國家情報評估等成熟情報分析方法，使其分析和預測能力有了質的飛躍。根據相關解密文件看，美國在這一時期對蘇聯的情況瞭如指掌，比外界更清楚蘇聯的主要缺陷和短板。

2001年“9·11”事件促使美國情報能力出現第三次飛躍。面對非國家行為體威脅，美國將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重點從傳統軍備轉向基於情報的“察打一體”。這一時期，美國情報機構得到前所未有的資金支持和政策傾斜，培育出一大批為美國情報界服務的高科技承包商。美國情報行動的重點轉向互聯網，並藉助大量機器輔助提升情報工作效率，其情報跟蹤和溯源能力又有質的飛躍。

在當今世界，美國的情報能力已經有了霸權特徵，即其能力優勢已經轉化為戰略威懾，並可以在情報之外的領域加以應用。對於美國的戰略目標而言，面對美國體系化的監控、滲透、網絡攻擊和社會工程能力，任何一個個體都顯得十分無助。即便這些目標沒有使用容易被監控溯源的手機或電腦，美國也可能運用頻譜感應獲知其方位，通過行為學習的方式預知其反應，精準加以清除。

對於美國的盟友而言，從美國獲得的情報共享信息成了重要戰略資源，是其維護國家安全不可取代的依靠。這種基於情報產生的戰略依賴，是其無法擺脱美國控制、無法實現真正戰略自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的情報霸權並非無懈可擊。這種霸權的最大缺陷在於它過於強大、過於霸道，以至於成了一種非人性的存在。情報霸權及由此產生的“深層國家”正在侵蝕美國所謂的三權分立制度，使美國國內產生了愈發激烈的抵制情緒。斯諾登等一批情報體系內部的“告密者”正是美國情報霸權的副產品，這類人未來還會繼續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從內部瓦解着美國情報霸權的合法性。

其他很多國家也通過情報霸權認識到美國在價值觀上的雙重標準，不再相信美國所謂的“普世價值”。類似事件也讓各國政府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國家間競爭並沒改變其殘酷本質。真正的較量往往發生在最為隱蔽的部分，每個國家都需為此做出最好的能力儲備和最壞的打算。(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