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承新：引導年輕人在未來扮演正確角色

2020年伊始，眾多西方國家領導人在新年賀詞中讚揚和強調年輕一代的作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更是在致辭中將全世界的年輕一代稱為“希望最大的來源”，“世界需要讓年輕一代持續發聲，持續偉大的想法，持續超越邊界，持續施加壓力”。

確實，在過去的一年中，年輕一代羣體頻頻出現在氣候變化、性別平權、人權事務等領域的前沿，在各類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2019年的美國《時代》週刊年度人物瑞典女孩桑伯格，不僅以環保示威的方式成功帶動起一場全球性社會運動，而且讓崇尚環保主義的歐洲綠黨因為支持桑伯格而強勢崛起，不斷提升得票率。

對於年輕一代頻繁出現在社會運動前沿這一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是像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輿論那般追捧，還是像部分傳統“建制派”精英那樣抱以嗤之以鼻的不屑，或者斷言其被一些勢力利用而不可長久？這兩種態度恐怕都有待商榷。

一味地褒揚甚或吹捧，有可能會讓原本就年輕氣盛的一代迷失方向;以高高在上心態表示出輕視的態度，則可能激發年輕一代的叛逆心，從而帶來不可控的情緒化政治參與形式和內容;若輕易論斷年輕一代政治參與背後的政客影子而對其羣體本身的長遠影響力予以斷然否定，則可能無法全然反映現實。

新一代青年“明星”背後恐怕都存在“看不見的手”的影響。倘若沒有來自瑞典環保公司的新媒體強力寫手英格瑪的“慧眼”和及時文案，環保女孩今天可能不是思慮成疾，就是因為環保抗議示威而厭食厭學，成為讓媽媽擔心的“問題少年”。

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年輕一代頻頻開展非制度化參與這一現象？上述假設前後的反差，正是來自現實政治參與制度設計以及相關政治文化與年輕一代政治訴求之間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甚至疏離所造成的。

有關政治參與的制度供給方面，一則不能滿足年輕一代投入社會政治公共事務的需要，其中又以廣泛保障年輕人制度化表達意見、參與政策過程的制度性不足為主要問題。二則對於年輕一代表達的利益訴求重視不夠，甚或出於政治主張或者資本需要而有意識的忽視和屏蔽。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不足限制了年輕一代以有序參與的方式充分發揮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影響。

有關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技術層面，無法匹配年輕一代的特點和需要。這與制度化參與以外的場域中，網絡新媒體、各色社交平台源源不斷湧現，去中心化技術持續不斷迭代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於是，年輕一代轉而向非制度化參與尋求出路。

有關政治參與的文化思維方面，輕視年輕一代政治影響的傳統保守思想在當今世界依然擁有很大市場。經濟社會的日新月異以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讓年輕一代在政治敏鋭性和社會感知度方面更加靈敏和早熟，這在社會政治力量的代際更替過程中衝擊了傳統“建制派”力量，這類思想觀點堅持認為，年輕一代激情有餘、穩重不足，闖勁有餘、韌性不足，認真有餘、專注不足。“建制派”因此在社會各個領域對年輕人加以戒備並形成多元限制。

那麼，應該以什麼方式去理解並應對這一現象？應是致力於面向未來的國家治理。

致力於面向未來的國家治理是什麼？既然年輕一代是“希望最大的來源”，那麼，致力於面向未來的國家治理，就是在政治治理和社會協同的過程中，重視並關注年輕一代的成長，傾聽他們的訴求和意見，瞭解他們的偏好特徵，提供暢通的政治參與平台和機制。

公平的教育，體面的工作，來自全社會的尊重和關注，以及更多機會參與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過程併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當下年輕一代的日益蓬勃的訴求。只有致力於面向未來的國家治理，才是審慎地對待年輕一代頻繁融入非制度化參與浪潮這一現象的正確打開姿勢。

做好對於年輕一代羣體的識別和認知。注重對於年輕一代的調查瞭解，識別年輕一代羣體的不同年齡段、家庭階層、習慣偏好、思維方式和利益訴求。在釐清羣體認知的基礎上，分類分層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引導。改進年輕一代參與國家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加強和完善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和技術更新，有意識地注重政府與年輕一代的對話平台、對話機制和對話方式。

此外，形成重視年輕一代、培養年輕一代的良好社會氛圍同樣非常重要。

古特雷斯在讚譽年輕一代是希望最大來源的同時，也指出，期待年輕一代在塑造未來的過程中扮演正確的角色。這同樣也是我們期待看到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