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戈恩“勝利逃亡”留下的思考

日產原董事長戈恩從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勝利逃亡”的事件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對逃亡事件的過程及案件本身，戈恩與日方各執一詞，筆者不作過多評述，而將重點放在由此次事件折射出的“普遍性”問題上。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跨國併購”已成為一種新常態。法國和日本同在世界汽車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是全球化的加速促使這東、西方兩大汽車國密切交織。1999年雷諾花52億美元收購了日產36.8%的股權，日產旗下日本日產柴油汽車22.5%的股權以及日產在歐洲的五個財務子公司。在“聯姻”之初，法日雙方相交甚好。1999年時，日產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已連續衰退了27年，且負債高達2.1萬億日元。而法方從自身業務海外拓展需求出發，對日方待之以禮。在這個階段，相信無論是法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會堅信“資本無國界”的論斷。

然而，正如多數基於功利的聯姻一樣，問題也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究其根源，這起併購比一般的跨國併購要複雜不少，除了兩家公司間的利益之爭，還夾雜有法日兩國汽車業和整體工業戰略之爭。當這家聯盟公司業績低迷之際矛盾不會明顯突出，而一旦經過戈恩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公司羽翼豐滿之時，“資本無國界”開始失效，“資本首先是國家的”這一論斷在兩國佔了上風。

如果僅考察雷諾併購以來的得失教訓，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首先，併購方對“社會效益”的追求極其重要。戈恩為日產奉獻17載，為何日本人卻不感恩？戈恩推出的日產三年復興計劃，包括“三年內推出22款新產品、降低20%生產成本、裁掉2.1萬個職位、關閉5家工廠、砍掉與汽車無關的業務。這一計劃僅執行兩年，日產便實現扭虧為盈。然而，無論是2.1萬的裁員，還是將供貨商數量大幅度壓縮，都是隻追求企業“經濟效益”而忽略了對“社會效益”的兼顧，其副作用最終爆發出來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日本企業和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存在觀念閉塞、作風保守的問題，但關鍵在於不同文化背景下應該以何種態度去看待差異。戈恩在其自傳《極度駕馭日產的文藝復興》中，所透露出的心底裏對日本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的排斥，甚至還為此沾沾自喜，無疑為將來的問題埋下了伏筆。

“戈恩逃亡”帶給世人的除了震驚，更多的是留下不少思考，折射出“國際併購”的風險和隱患。(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