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這些國家“扎堆”失能，根源何在

歲末年初，也是一個對國際政治進行階段性總結和展望的節點。以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為重要標誌，近些年來全球政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很多國家都陷入明顯的失能狀態。英國的“脱歐”僵局、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美國的政黨極化以及泰國最近十餘年來屢屢出現的政治動盪等，都是突出寫照。

在西方一些人仍以“民主”作為衡量政治優劣的標籤時，這些國家沒完沒了的黨爭和遇到問題時的議而不決，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政治機制不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而是用來爭吵的。這顯然不是人類社會建構“政治”的初衷。

國家失能是一種政治現象，主要表現是以往在紛雜的意見對立中形成政治共識的機制出現失靈，政府無力制定符合各方需求的公共政策，特別是在國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時，政治體制卻無法通過自身調整來應對挑戰。

2008年歐美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既有政治體系嚴重老化，缺乏對危機進行提前預警的敏鋭性。近年來國際關係非良性因素顯著增多，尤其歐洲國家的情況普遍沒有多少好轉，很大程度上則是十年前的金融危機向政治和安全領域逐步滲透、蔓延的結果。這又説明，對危機的管控也已超出很多國家的能力限度。

國家為什麼會出現失能？從政治的角度看，一個原因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技術發展和社會變遷速度，超過很多國家政治體系變革的速度，導致既有政治機制應對乏力。

英國學者傑奈爾·福爾曼和道格拉斯·鮑德温就認為，西方國家的政府管理跟不上金融創新的速度，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金融服務部門的交易變得越來越不透明和複雜，比如股權和債券衍生工具、養老項目對沖基金投資等，以致官員和監管者很難跟上私營部門的創新步伐。即便他們做到了，為保持市場優勢，這些活動也可能會“離岸化(off-shore)”，使之難以監管。

當然，導致國家失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下一些現象也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漸凸顯，使不少國家在形成政治意志、化解國內外挑戰時日益力不從心。

首先，支撐國家能力形成的財政基礎發生坍塌。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歐洲不少國家爆發債務危機，原因很簡單，政府沒錢了。揹着鉅額內外債運行，對今天很多國家來説已經見多不怪。

過去，那些發達國家無論在經濟發展、政治體制還是社會治理上，都曾表現出令人豔羨的狀態，那是因為“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領先於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水平，為它們安享國內太平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然而，隨着多年來的“去工業化”，以及其他工業化國家後來趕上，發達國家“風景這邊獨好”的時代已成往事，而它們對財富的消耗也早已大大超出對財富的創造。

手中餘糧少了，一些國家的政府想再像以往那樣履行好國內不同羣體利益平衡者的功能，就不那麼從容了，想要化解各種政治紛爭，也要困難得多。法國之所以爆發“黃背心”運動並持續那麼長時間，就在於法國政府已經債台高築，不敢再用亂撒錢、隨便予以權利承諾的方式平息紛爭了。這也印證了法國哲學家盧梭的一個看法，他説政治的基礎在於，“唯有當人類勞動的收穫超過了他們自身的需要時，政治狀態才能夠存在。”

其次，政治機制本身的演變也在弱化國家能力的形成。在過去幾百年來的工業化時代，西方國家曾長期因善於創造財富而為世界所稱道，但進入20世紀後期以來，同樣是這些國家，展示出來的卻更多是對財富的消耗。

從創業型國家轉變到消耗型國家，與民主、福利制度等方面的進展是同步發生的，後者一度使人看到“民主的終結”，但當混亂現象在一些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日益增多時，人們也需要去反思一個新的問題：民主機制和福利制度是否也應有其適用限度。當這個限度被不斷突破時，在一個時段看起來美好的制度，在下一個時段就可能異化為禍亂之源。

最近百餘年來，西方國家在政治建設上取得可見的進步，但因審慎性不足，也引發了為政治衰敗埋下伏筆的兩個重大問題。

一個是“政治過度”，即以“政治正確”為重要表現的公民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的擴張，雖然符合道德預期，但卻可能超過既有政治體系的承載限度。另一個是“政治不足”，即在經濟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原先國家意志與資本意志間的均衡被逐漸打破，資本強勢迫使政策讓路，不僅使國家的財政基礎受到損害，也使社會不公平程度顯著加強。

第三，對經濟全球化的規制不力也已傷及不少國家的內部治理。對大多數國家來説，參與和融入全球化，是吸收外來先進技術和經驗、從而帶動本國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但如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喪失了國家自主性，反而會給國家的內部安定帶來困擾。

全球化或對外進行較大規模的經濟往來，通常會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在缺乏規制的情況下，還會造成税收流失甚至國民經濟瓦解，並使國內不同羣體由利益攸關轉變為利益疏離。這又會進一步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對國家治理造成挑戰。

過去十來年間泰國的政治動盪，就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在內化為一個國家的自身因素後，會對國家原有治理能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去年年初給歐盟公民的公開信中，提出歐洲的“敵人”有大國、互聯網巨頭以及難民，互聯網巨頭正是代表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力量，它們在全球跑馬圈地、橫衝直撞，在馬克龍看來已成為新的威脅來源。(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