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西方智庫淪落成“兩頭不討好”

長期以來，西方智庫以政策孵化器而為人稱道，其對所在國內外政策的形成與評估，常常發揮着極其獨特的作用。不過，近年來西方智庫的政策影響力顯著下降：美國總統特朗普數年執政對智庫及相關精英人士態度冷淡，法國智庫的建議則令馬克龍的政策離民眾期許差距較大，英國脱歐更是與智庫主流人士傾向相去甚遠。對這種現象，我們該如何看待？

首先，作為精英派觀點體現的智庫，當下遭遇到西方世界普遍出現的“反精英”平民主義的抵制。近年來平民主義已成為西方社會突出思潮，並在西方政治中大行其道。西方政治中定期選舉機制，則將特朗普、約翰遜等美英平民主義典型代表紛紛推向前台。能夠大量吸引選票，且聚焦於利益認同與身份認同等不同羣體的本地平民主義主張，越來越得到西方相當數量決策者們的支持與宣揚，而傾向於精英羣體利益與感受的智庫，在其國內只能是既受決策者又受普羅大眾的冷落。

一直以來被精英派當作推廣全球化議程重要環節的智庫，其地位與功能遭受嚴重破壞。在當下西方主要國家，決策者與智庫之間的相互蔑視乃至敵對似漸成勢頭。當選舉人物發現遠離乃至抨擊智庫主張，有助於獲取民眾更多選票之時，這些未來決策者們對智庫的疏離以及鞭撻也就成為其合理行動選擇。例如，美國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在2017年全球智庫排名中位列11名，其三分之一經費來自聯邦政府。以2017年為例，該中心收到1100萬美元的政府資金，而在特朗普提議的2018年預算清單中則被削減為700萬美元。之後有人估算，此舉等於砍掉威爾遜中心僱用52個員工的經費。

與此同時，那些在國內努力推行全球化議程的西方決策者，則在民眾強烈抵制下步履維艱。人們依然生活在民族國家而非普世主義的世界裏，這大概是西方智庫不得不面對的國際現實，也是其地位下降的大背景。

其次，儘管當前智庫數量爆炸式增長，但其被資助者“豢養”並專注推銷資助者支持的政治議程，這種現象在西方國家越來越普遍。過去那種以研究的獨立性、客觀性、專業性來塑造政策的智庫文化和傳統已喪失殆盡，要求智庫研究明確議題並預先設置特定結論，現在已成多數資助者向智庫持續提供資助的前提。讓“資助者高興”儼然成為相當數量西方智庫的使命。所謂“學術型智庫”和與政府機構籤合同式的“合約型智庫”雖然數量不菲，但已與智庫的“研究”本義漸行漸遠。此類智庫已經與那些跨國公司或企業內的分支機構無異，它們工作的方向更多是為僱主利益而向政府進行遊説。這種智庫產業化或商業化現象，已使其漸趨喪失自主性，引起民眾的反感。

第三，西方社會如今普遍存在相當嚴重的族羣問題、認同問題、貧富撕裂問題，其帶來的“政治高度對立”已成為西方國家普遍現象。以影響政策為核心訴求的智庫，紛紛披上“政治”的馬甲，帶有了強烈的“政黨”屬性。在西方國家政黨輪換執政的文化下，歸屬不同政黨標籤的智庫往往最終揹負前任或現任決策者政策失誤的罪責，其既無法緩解政治惡鬥，更無法成為政府與公眾之間溝通橋樑，久而久之必然招致各方反感。

此外，在西方的選舉文化下，決策者通常只關注眼前緊迫議題，多數智庫不得不與其相適應，只研究眼前問題，這種碎片式的研究取向限制了智庫對真正戰略性和長期性議題的關注。這直接導致眾多西方智庫基本沒有準確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人們不再重視智庫也日漸成為趨向。

從總體來看，科技革命帶來的社會與形勢變化太快，如果不能儘快完成涅槃重生式的變革進程，西方智庫還會加快衰落。希望西方智庫能儘快清醒和振作起來。(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