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看清日本對華交往中的兩面性

日前，日本防衞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國智庫會議上對中國有一些強硬表態，此前日本的政界、媒體界和經濟界的個別保守勢力也不時會對中日關係發出一些刺耳的聲音。我們該如何去界定在中日正常化趨勢中的這種負面聒噪以至於現實攪局，又如何認清日本產官學界在處理對華關係上或隱或現的兩面性呢？

首先，我們應該看清楚中日關係轉暖或者説正常化的大趨勢。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訪華確立的中日關係正常化正在政治、外交、經貿和區域合作等方面不斷結出階段性果實，不僅中日雙邊經貿額再次邁上3000億美元大關，兩國雙向投資和人文旅遊也日益熱絡。尤其是2019年6月大阪G20峯會期間，兩國領導人就推動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發展達成十點共識，為踐行中日“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定位，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指明瞭方向。2019年中日經貿額和日企對華投資繼續穩固增長，中日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不斷擴大，第八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堅定多邊和自由貿易的信心與十年願景規劃，都讓我們看到了新時代中日戰略互惠的美好前景。

其次，我們應該理性看待日本對華兩面性的客觀存在。回顧戰後中日關係的歷史發展脈絡，可以發現日本在對華交往上存在揮之不去的兩面性，既要獲得現實的地緣利益與長遠回報，還要處處留有防範乃至遏制的餘地，伴隨正向的操作總要有一點背後的小動作。這一點從吉田茂到佐藤榮作，從小泉純一郎到安倍晉三，週期與方式不同，但考量與做法卻無本質不同。我們可以正視這種歷史的客觀存在和日本政體的制衡影響，但希望這種兩面性後遺症的影響在可控的程度。

最後，我們要辯證認識日本對華兩面性的博弈屬性。着眼中日關係的現實，同樣可以洞察到日本將對華交往的兩面性一直作為雙邊乃至大國博弈去處理。這種夾雜實用與功利目的的兩面性，既有客觀存在的歷史延續性，也有戰略博弈的現實拓展性;既有處理日美歐等外交上的籌碼用意，也有經濟上的討價還價色彩。可以説，不管此輪中日關係正常化如何演繹，兩國之間合作中伴生摩擦，交流中摻雜矛盾，互惠中衍生博弈將是中日正常化的新常態，博弈既是日本對華交往兩面性的戰略體現，也是中日正常化軌道上無法輕易搬走的障礙。

認識這些特點，更加有助於我們正確把握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進方向。中日2000多年交往的歷史，尤其是百年近現代史告訴我們，中日“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歷史也告訴我們，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在合作與交流中不放棄旁敲側擊的遏制取向，對互信無益，對雙贏有害，對未來有毒。前瞻中日關係正常化走勢，儘管還存在日本的兩面性週期性發作及產生的諸多不確定性的考驗，但也有期待中日構建雙邊新型合作示範與推動亞太區域一體化的樂觀。我們有理由相信，把握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前進方向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和長遠發展，“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當然，我們不會放棄有理、有據、有節的應對，但更需要辯證認知，確立合作的信心。(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