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德剛：美國“中東和平新計劃”的醉翁之意

從1979年戴維營協議到1993年奧斯陸協議，從克林頓到奧巴馬，美國曆屆總統都想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留下濃墨的一筆，成為政治遺產，特朗普總統也不例外。但其政府花費近三年時間起草的“中東和平新計劃”近期公佈後，除以色列外應者寥寥。作為當事方的巴勒斯坦堅決反對，並斷絕與美以一切關係;阿盟召開緊急會議，宣佈拒絕“新計劃”，伊朗、敍利亞、土耳其和約旦批評美國偏袒以色列;歐盟、中國、俄羅斯和聯合國呼籲根據安理會有關決議解決巴以問題;連原本支持該計劃的沙特和阿聯酋也語焉不詳，政策模糊。

首先，在安全上，“新計劃”出發點似乎不是為了實現巴以和平，而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消除以色列面臨的安全威脅。美國認為，巴勒斯坦治理能力低下，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温牀;巴方不是問題解決方，而是地區不穩定的根源，故美國需要幫助巴“量身定做”一套安全治理體系，和以色列一道對巴進行“和平改造”。

“新計劃”視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為恐怖組織，認為其宣揚暴力極端主義思想，在戰略上配合伊朗在敍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構築反以包圍圈。“新計劃”要求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必須“非軍事化”，哈馬斯和傑哈德必須解除武裝，巴只能保留有限的安全部隊，承擔警務和反恐任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且以色列國防軍有權進入巴境內執行安全任務。

故“新計劃”不是要解決巴以問題，而是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將巴納入以色列的發展軌道;美以是“治理者”，巴勒斯坦是“被治理者”。

其次，在政治上，“新計劃”體現出當前這屆美國政府典型的單邊主義。國際社會的共識是，巴以問題應以安理會242號決議為基礎，根據“兩國方案”和“以土地換和平”原則，在1967年邊界基礎上，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支持巴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但本屆美國政府一改過去歷屆政府在巴以問題上的謹慎立場，將駐以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關閉巴勒斯坦駐美辦事處，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主權，支持以色列在巴土地上修建猶太人定居點。在以強巴弱、巴內部陷入分裂的情況下，巴以早已不在一個重量級上，美國無視巴以平等對話的地位。

在“新計劃”起草過程中，美方未與巴溝通，而是居高臨下，規定了巴單方面應承擔的安全義務，而不是巴以雙方應承擔對等義務。美國喪失了和平公正的斡旋者角色，挑戰了國際社會在巴以問題上的共識，也改變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再次，在爭議點上，美國從“巴以平衡”到“對以一邊倒”。美方認為以色列是強大的民主國家，巴勒斯坦缺乏良治，甚至威脅巴方，時間在以色列一邊，這是巴勒斯坦的最後機遇。

“新計劃”試圖造成既成事實，鞏固以色列既得利益和強勢地位，進一步壓縮巴生存空間。如“新計劃”承認爭議的猶太人定居點和約旦河谷為以色列土地，巴勒斯坦領土進一步“碎片化”，由公路和隧道相連;美方要求巴方須承認以色列的猶太國家屬性，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只能在東耶路撒冷部分地區建都;巴勒斯坦每年只能批准5000名難民迴歸，十年總共才5萬人;未經以色列允許，巴勒斯坦不得加入任何國際組織。按照這一“新計劃”，巴勒斯坦恐將變成以色列境內的“自治區”而非“獨立國”。

最後，在經濟上，美國提出的“和平促繁榮”構想有“畫餅充飢”之嫌。“新計劃”承諾十年內籌資500億美元投資巴基礎設施，為巴提供100萬個就業崗位，使巴國內生產總值十年內翻一番，減少巴一半的貧困人口，使巴勒斯坦人民享受實實在在的和平紅利。為此，“新計劃”主張“經濟治理”“人民福祉”和“政府管理”三管齊下，為巴開闢高科技“工業區”和“農業區”，為未來的巴勒斯坦國開出了綜合治理的“良方”。

美國向巴方兜售“和平促繁榮”計劃，表明從以往敦促以色列作出政治讓步、實現“以土地換和平”，轉向迫使巴勒斯坦作出政治讓步、實現“以主權換援助”。但是，500億美元如何分攤、怎樣規劃投資，目前還只是一種構想。美國想讓沙特和阿聯酋等海灣盟友買單，做到“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國頂多出個零頭。即便巴方放棄政治訴求，最終能否得到經濟實惠尚不確定，甚至竹籃打水一場空。

美以或許明白，巴勒斯坦不會接受這份“新計劃”，但如果巴方拒絕，則可以把皮球踢給對方，給巴方扣上“拒絕和談”的帽子。

總之，美國的“新計劃”，是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陷入分裂、巴勒斯坦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嚴重對立的背景下推出的。“新計劃”遭冷遇，主要是因為其核心內容缺乏公平正義。近年來，敍利亞、也門、利比亞局勢以及伊朗核問題等不斷發展，巴以問題被邊緣化。“新計劃”的公佈客觀上使國際社會重新認識到巴以問題在中東的基礎性地位，巴勒斯坦事業有望贏得國際社會更加廣泛的同情和關注。

但是美國遷就和偏袒以色列，美以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單方面公佈“新計劃”，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巴以衝突的根源，反而火上澆油，引起巴勒斯坦民眾的憤怒，甚至引發局部衝突。巴以在安全和經濟上存在共生關係，巴以問題得不到公正解決，從長遠來看美以利益也會受損，最終沒有贏家。(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