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安：理性應對可能出現的“違約潮”

由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時間較長、波及面較廣，一些企業復工時間多次延長，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沒有能夠順利開展，這將會導致一些企業面臨合同無法繼續履行而陷入違約索賠的窘境。可以預見，隨着企業陸續開工復工，有可能會爆發一輪企業合同的“違約潮”。如何正確處理，幫助受影響企業渡過難關，是相關各方不得不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疫情影響下，合同違約有多種表現。比如生產型企業由於生產中斷而無法履行交貨合同，服務型企業由於服務中斷無法履行旅遊、演出等服務合同，勞務型企業由於人員限制流動而無法派遣勞務人員，以及建設工程施工因疫情防控導致停工、延期交付等。一些合同具有較強人身依附性和不可代替性，必須由債務人親自履行，一旦債務人患有新冠肺炎，或者因為被隔離和政府取締大型活動等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相關糾紛也就隨之而產生。考慮到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深度融合，疫情還會引發一些跨國合同糾紛。

除了民商事合同外，勞動合同也將是一個產生糾紛的重要領域。由於大量企業延期復工，對勞動關係的影響也將比較廣泛。諸如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而引發的勞動合同解除、推遲復工使勞動者工資待遇下降、新冠肺炎患者和被隔離者權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有可能引發勞動合同糾紛。

從法律角度來看，在發生疫情時由於政府規制所導致的企業停工停產和供應鏈中斷，屬於典型的不可抗力。此次疫情由於暴發突然且政府有明確強行性通知，一般而言符合《民法總則》和《合同法》規定的不可抗力構成要件。也就是説，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控疫情而採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於疫情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可根據疫情的影響，部分或全部免除責任。

事實上，除了上述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外，在2003年非典期間我國法律部門也出台過解決合同糾紛相關規定，可以説是有經驗可循。當時對於涉及非典疫情嚴重影響合同履行的案件，法官大部分傾向於將非典疫情評判為不可抗力或以公平原則主動調整、平衡各方利益。鑑於當前的情況與非典時期相類似，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針對有關疫情引發的民商事糾紛案件及時制定相關司法解釋，特別是對於相關各類案件是按照不可抗力、還是按照情勢變更等原則予以處理，以便於統一適用標準和審理尺度。

當然，除了法律手段外，解決因疫情可能帶來的合同違約問題，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予以緩解或消除。比如政府加大對受損企業的減税降費力度，從政策上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合同雙方也可以本着相互理解、互幫互助的精神，儘量溝通與協調，或是通過後續加大生產力度的方式，彌補前期的缺口和損失。只有如此，疫後可能出現的合同“違約潮”才能儘快得到平息，市場各主體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