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和：抗“疫”基本人權保障，中國可圈可點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從武漢暴發，隨後蔓延全國，甚至波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當地時間1月30日晚，世界衞生組織宣佈這一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擊疫情的鬥爭紛紛表示同情並提供支持。當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正奮力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令人遺憾的是，西方個別媒體和所謂智庫對此視而不見，反倒落井下石，藉機指責中國“侵犯人權”。

針對武漢市政府為防止疫情蔓延而採取的限制外出行動措施，那些媒體和智庫煞有其事地説政府“限制武漢及周邊地區人民遷徙自由權”;指責中國政府於1月23日起管制武漢及附近城市居民出城，禁止所有車輛在市中心通行，至少5600萬人被禁足，導致醫療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匱乏。聽起來正義感爆棚，其實是反人類的邪惡聲音!

當政府已經確認新冠肺炎可“人傳人”時，在這種可能形成大規模傳染的情況下，政府唯一的選擇就是儘快阻斷傳播源。這是一個稍微有一定判斷能力的人都知道的簡單道理。因此，不難看出，他們迫不及待地將“限制武漢及周邊地區人民遷徙自由權”直接扯到政府對公民人身權利侵犯的話題上來，是牽強附會，是睜眼説瞎話。

在2003年戰勝“非典”之後，基於突發事件的不可預測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8月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該法涉及的突發事件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衞生和社會安全四類。對於被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應對，該法有清晰明確的規定。

此類事件的處置，所依據的法條有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迅速控制危險源，標明危險區域，封鎖危險場所，劃定警戒區，實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這裏的危險源就是病毒傳染源。隨着疫情在整個武漢市的蔓延，進行全市的控制就成為必然。至於如何控制，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四十九條第四款規定，“關閉或者限制使用有關場所，中止人員密集的活動或者可能導致危害擴大的生產經營活動以及採取其他保護措施”;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對特定區域內的建築物、交通工具、設備、設施以及燃料、燃氣、電力、水的供應進行控制”;第五十條第三款規定，“封鎖有關場所、道路，查驗現場人員的身份證件，限制有關公共場所內的活動”。法律規定如此清晰，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個人權利有所克減是必要的，這也是基本的常識。武漢市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不僅是依法行為，也是基於科學判斷做的正確做法。

不得不承認，此類突發事件來勢之兇猛，任何一個現有機制都需要調配磨合過程，無論是醫療體系還是其他的供給體系，都會出現一時跟不上的情況。而某些所謂的智庫卻將之歪曲為醫療機構和衞生專業人員無法應對此次大規模疫情，中國政府“侵犯患者健康權”，導致患者“被拒門外，且設備無法進行必要的診斷測試”，“未能確保所有感染者獲得適當衞生保健”。事實上，類似事件發生在任何國家，在一段時間內都會遇到物資緊缺、設備不齊、醫療人員不足等情況。

中國政府採取的應急防控措施非但不應被指責，相反應該得到褒揚。有哪一個國家在短短10天之內能夠完成兩個容納上千張牀位、設備齊全的臨時醫院建設？有哪個國家有能力在10多天之內從全國聚齊上萬醫療人員到達疫情嚴重地區？有哪個國家能在幾天之內，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將疫情防控工作落實到每一個社區？人們從中看到了中國社會強大的凝聚力，看到了中國政府挺身而出，在突發災難面前敢於承擔責任的態度。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月30日晚發表聲明説，中國政府採取了非同尋常的措施來遏制疫情，“中國應該得到感謝與尊敬”。他説，“如果不是政府的努力，以及他們在保護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方面取得的進展，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在中國以外看到了更多病例，甚至可能是死亡。”

突發事件，特別是公共衞生突發事件，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中，首次以“風險社會”的概念來描述當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並從社會學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出現以來風險因素日益突出的社會現象。今天，隨着世界的扁平化，風險已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突發事件就是“風險社會”的最好註腳。

國際社會此時最應該做的是團結一致，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戰，維護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