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在抗疫中完善應急法治體系

疫情防控工作已到了最吃勁的關頭。孫春蘭副總理日前在武漢督促“以戰時狀態”抓好疫情防控，強調“戰時狀態決不能當逃兵，否則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近日，在湖北十堰市張灣區實施全域戰時管制之後，孝感市大悟縣、雲夢縣和洪湖市等也先後發佈緊急通告，在相關區域實施戰時管制。在首都北京，有關部門發佈了“戰時狀態令”。

這些疫情防控中的“戰時狀態”，並非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之規定由全國人大所決定的“戰爭和和平”，亦非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決定的“戰爭狀態的宣佈”，而是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採取的“緊急措施”。以應對戰爭的姿態來防控疫情，凸顯的是抗疫的意志和決心。雖然疫情防控並非硝煙瀰漫的“戰爭”，但對一個有着14億人口、航空高鐵發達、信息通信便利，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高度流動的現代大國而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複雜程度恐怕比一場局部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實事求是地説，用“戰時狀態”來指稱《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的“應急處置措施”，或者《傳染病防治法》中所規定的“緊急措施”，在理論上和法律上也並非沒有爭議。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國公共衞生應急法治體系所存在的問題。

雖然在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我國強化了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法治，通過了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以及《國家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預案》為主體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但公共衞生應急法治體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不協調問題，仍客觀存在。比如，在預警制度上，《突發事件應對法》第43條規定的“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佈相應級別的警報”，與《傳染病防治法》第19條規定的“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及時發出傳染病預警，根據情況予以公佈”明顯相矛盾。在緊急徵用制度上，《突發事件應對法》第12條規定的“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為應對突發事件，可以徵用單位和個人的財產”，也與《傳染病防治法》第45條規定的“國務院有權在全國範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徵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不協調。有些地方政府以鄰為壑、破壞全國一盤棋的做法，説明現行法律對地方與地方關係的規定並不完善。

法律是應對社會問題的綜合性解決方案，也是應急狀態下避免手忙腳亂，為處置措施提供依據的章程。中央也多次強調要依法防控。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應急法治體系的一次大考，在堅決打贏疫情防控戰的同時，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我國公共衞生應急法治體系，促進科學立法，強化嚴格執法，實現全民守法，既是應有之義，也是當務之急。(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