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戰疫外交，中國坦誠開放

抗擊疫情需要很多精神支撐，其中就包括實事求是、敢於擔當。疫情期間的中國外交同樣體現出這種精神。近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接受專訪，回答了路透社副總編加洛尼的連環發問，全面回應了西方輿論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種種疑慮。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收穫許多點贊。此外，駐美大使崔天凱與美國記者的訪談、前高級外交官傅瑩大使對佩洛西的提問，也得到很多關注。人們讚賞的，首先就是中國高級外交官在這些談話中普遍展現出的坦誠姿態。

在任何時候，能坦誠的前提是敢擔當。如果我們仔細看過這些採訪的實錄，就會發現西方記者問的問題，相當尖鋭，但中國高級外交官們的表現得到廣泛肯定。這些採訪的傳播效果好，從公共外交理論角度看，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回應了關切。西方媒體的情況很複雜，但為了吸引受眾，他們問的問題總要反映西方輿論的關切。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中國的社會輿論和政治狀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西方輿論對這些問題產生廣泛關切，是正常的。疫情中的一些傳言傳到了西方，也會眾説紛紜，霧裏看花，西方媒體自然就會問出來。雖然西方記者經常會提前預設一個答案，但他們問這些問題，不一定是“別有用心”;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則是該有的責任。從常理來説，關於中國的問題，有問就應該有答，再者説，既然別人在關心，那我們有必要回應這些關切。中國外交説“無可奉告”的歷史，一去不復返。

第二是提供了事實。要回應西方媒體的關切，就得拿出有説服力的事實。空洞的“外交辭令”在傳統的秘密外交之中可能有用武之地，但在公共外交之中則寸步難行。因為公共外交不是和同行對手談判，而是和大眾交流。談判對手之間可能彼此欣賞各自的招式，但大眾不會滿意“太政治”的一套。幾位高級外交官的談話，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迴避問題，不憚於講出鮮明的觀點，列舉了事實、給出了數據。這樣的姿態，不但中國公眾會喜歡，外國公眾也會欣賞。

第三是調動了同感。要發揮公共外交的效果，光擺事實講道理並不夠。如果我們鮮明主張的觀點和對方的觀點恰好高度對立，張飛碰李逵，就會打起來。甚至我們擺出的事實如果只是證明對方錯了，那對方也難免產生負面的情緒。事實上，這樣的場合不是硬要分對錯，而是要得理解、求共識。我們傳達的信息既是真實、鮮明的，又要讓對方能夠接受。這就不止要訴之於理，還要動之以情。人類的情感和價值是本質相通的。這次幾位高級外交官都追溯了人類常識、普遍情感和共同價值，這樣的溝通方式，更容易喚起西方受眾原本就存在的認同。這也表明，任何國家的公共外交都不可能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單一價值底色上，而必須要有更堅實深厚的人類文明作支撐。

實際上，近期中國外交的努力並不只體現在幾位高級外交官的公開發言中。這些天，中國各個駐外使館的網站都報道了大量圍繞新冠肺炎疫情的外交活動。這些活動都是圍繞着透明的信息傳遞、坦誠的觀點溝通而進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伴隨的是隔離、封閉、警戒，但中國在這個艱難階段發出的信息是開放、溝通、改變。這種聲音世界應該聽得到。我們在國內的中國人也應該要聽得到。(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