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嶺：“祖國接你回家”背後的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華大地，也讓海外出行的中國人特別是湖北遊客感受到陣陣寒意。航班取消、簽證受限、安置遇困等意外就像疫情一樣突如其來。

中國政府在全力抗擊國內疫情同時，時刻牽掛海外遊子。根據黨中央工作部署，外交部指導駐有關國家使領館並協調文旅、民航等主管部門，與有關國家政府密切合作，迅速有序增派民航班機，接回滯留國外的湖北籍人員。截至目前，接回行動仍在進行之中。

21世紀前十餘年，每當有關國家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嚴重危及海外中國公民人身安全時，中國政府往往會緊急採取措施，轉移、撤離或直接接回當地中國公民。例如2006年的所羅門、東帝汶和湯加局勢動盪、2010年的吉爾吉斯斯坦騷亂及2011年的利比亞戰亂中，中國都啓動了政府包機甚至軍機撤僑的緊急救援模式。從媒體報道中，似乎沒看到乘機人需購票或支付相關費用的細節。

近年來，隨着出境旅遊日漸火爆，多次出現因突發自然災害等情況，導致大量以遊客為主的臨時出國人員滯留海外、無法回國的情形。類似事件雖不似戰火紛飛般十萬火急，但亦事關大批同胞在海外的切身利益。

面對一次次海外突發事件的挑戰，以“增派民航班機”為主要方案的救援模式逐漸浮出水面。

從2015年的尼泊爾地震到2017年印尼巴厘島火山噴發，從2018年美國塞班颱風到當前正在進行的“海外戰疫”，據公開報道統計，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海外共開展了16次緊急撤離行動，幫助總計3萬多名中國公民脱離困境，均通過商業航班或包機的方式進行。

透過相關報道我們可以發現，增派航機的救援模式在實踐中正不斷優化成熟，這種方式體現了政府提供協助、航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公民個人承擔付費義務的原則，逐漸成為中國政府在實施海外重大救援行動中一項既科學高效，又以人為本的制度性安排，其中的思路脈絡也更加清晰。

從目標上看，以民眾需求為導向，但非單純的“有求必應”。

“幫助同胞儘快脱離困境”,無疑是救援行動的核心考量因素和終級目標。但同時，也有一些人在海外一遇困難，就動輒提出要“國家派包機接人”。2018年10月在中非一邊遠省份，因4名同胞遇害，導致當地60多名中國零散人員集體恐慌。中國大使館將他們護送到形勢穩定的省會城市集中安置後，他們進而提出，“因無力承擔機票費用，希望國家派包機接他們回國”。後據瞭解，因當地形勢穩定且航班正常運行，使館沒有答應這一要求。實際上，增派航班不像叫網約車那般輕鬆簡單，而是一項需系統規劃的複雜工作。因此，“確有必要”以及“窮盡當地資源”一定會成為決策的重要前提。

從制度上看，“政府統籌協調，企業市場運作，兼顧社會責任，公民自擔費用”的模式更符合政府、企業的各自定位，也充分體現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相匹配的原則。

比如此次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協調下，春秋航空公司提供從日本直飛武漢的包機，向乘客收取每人2380元人民幣、低於同期同航段經濟艙價格的票價。在政府、航空公司、旅行社以及乘客等多方的協調配合下，增派航班的操作方式得以順利進行，極大緩解了滯留情形。

從手段上看，充分調動當地資源，形式靈活多樣。海外情況瞬息萬變，只要有利於助我同胞脱困，任何資源都可藉助。在巴厘島撤離中國公民行動中，中國就通過積極協商，協調推動多家境外航空公司增派航班接回中國公民。據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網站發佈信息，此次疫情中，越南國家航空公司於2月15日開通6個臨時航班，協助在越滯留中國公民回國。

在推動“增派航班”的救援模式更加規範化、制度化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同步加大了預防宣傳的手段，鼓勵海外滯留公民積極自救，而不是單純依賴國家救援。

一方面，外交和旅遊主管部門不斷加大預警宣傳力度，引導中國公民樹立海外風險防範意識。外交部完善了“注意安全”“謹慎前往”“暫勿前往”的三級安全提醒機制，並多平台密集推送各類預警信息。

而當滯留現象已經出現之後，政府主管部門也會加強各項相關服務信息的蒐集整理和通報，引導滯留同胞根據自身情況妥善調整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外交部、民航局、國家移民管理局及中國駐有關國家使領館就通過各自信息平台，時時更新發布有關國家機場管理、航班變更、簽證政策變化等重要信息。

每一次海外突發狀況的挑戰，考驗的不僅是政府部門的應急能力和協調處置機制，是國家民航、旅遊等領域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社會責任感，也是國民整體的理性素質和海外適應能力。

而每一次成功的空中弛援，都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參與和配合，凝聚着無數人的心血和努力。正因如此，危難之時“祖國接我回家”這句話，才顯得如此真切和厚重。(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