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全球化要找出“東西共存”之路

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開幕前幾日，主辦方發佈了以“西方缺失”（Westlessness）為主題的年度報告。從英文原意來看，筆者認為將其翻譯為“非西方化”或者“西方民主的衰落”更為準確。具體來説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隨着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傳統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正在下降，他們對國際事務的干預能力以及對全球治理機構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二是指西方國家內部的裂痕也在加深。

慕安會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在開幕致辭中説到，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不“西方化”，而《紐約時報》甚至將本屆慕安會稱之為“西方的安魂曲”。的確，一場有關世界秩序“大洗牌”的思考已經拉開序幕。

2019年，我們經歷了中美貿易戰起伏不斷、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國際氣候治理合作陷入“瓶頸”等種種全球化挑戰。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分裂的趨勢已經從貿易蔓延到了政治、科技、軍事、宗教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

儘管各種挑戰接踵而至，我們仍應看到，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不會被逆轉，但處在不斷的包容改進與提升之中。不斷更新的科學技術和全球價值鏈已經將世界各國的命運緊緊捆綁，面對“非西方化”這一命題，各國更需要的是探討如何尋找實現“東西共存”的路徑。

首先，西方國家需要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尋找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平等合作模式；中國也需要以一種全新的敍述方式打消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曲解。隨着新興市場國家崛起，國際格局多極化趨勢日益顯著，若形成“多極割據”的局面，各國將會面臨“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結果。

與此同時，近年來出現的多起“黑天鵝”事件已經反映出所謂的西方民主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些危機及其影響動搖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信任，相應地也對“自由主義專家和國際機構管理制度”產生牴觸。而民主國家自身的管理制度也出現裂痕，一些公民放棄了民主投票轉用更為極端的方式影響政府決策。慕安會年度報告顯示，上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全球選民投票率相對穩定（僅從78%下降至76%），而2011年至2015年期間，投票率下降至66%。在此背景下，西方國家也應思考是否需要發現其他國家發展歷程中醖釀和總結出的智慧。

本屆慕安會實質上就是西方國家對自身發展進行一次集體反思、共同尋求破題之解機會。通過直面“非西方化”這一命題，承認自身發展模式存在的不足，慕安會將來自世界各國和各界的精英人士聚集起來，探討怎樣構建一個更好的全球化發展框架。這一舉動體現西方希望重新集結再出發的心路歷程。傳統的“東西之分”已經過時，如何應對西方的整體反思與調整，擴大東西方共識而非差距，是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

其次，發展中國家也應主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構建與發展。現在的發展中國家與20年前相比已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失敗充分證明“歷史的終結”並非每一個國家的必然選擇。依賴和盲從並不能讓一個國家獲得真正的繁榮，各國都需要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找到包容性的共同發展之道。但是權利也意味着責任。發展中國家也應在應對人類共同挑戰方面付出更多實質性的努力。

在本屆慕安會上，“中國”二字可謂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將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和挑戰，也不乏對中國的猜測與擔憂。這也表明中國需要繼續擴大與世界的交流，用國際社會能夠理解的敍事方式講述中國的發展與思考。同時，中國可以積極推動WTO改革、參與亞太經貿多邊合作、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等。

二戰以來，國際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使得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間的矛盾逐漸激化，人類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但面對各種新挑戰，分裂對抗、互相推諉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隱藏在“非西方化”現象背後的實質是東西思想的共融互鑑，因此我們更需要構建一個包容和平的全球發展新秩序，打破零和博弈局面。（作者是全球化智庫【CCG】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