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在慕安會感受西方對華複雜態度

我剛剛應邀出席了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有幾點印象和體會與大家分享。

一、歐洲反思西方地位和作用，尋求超越困境、自我更新。

2020年2月10日發佈的年度《慕尼黑安全報告》題目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從歐洲人的視角討論了“西方”作為一戰後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報告列舉西方內部的矛盾及其與外部的衝突，感嘆世界變得越來越不西方了，而且西方本身也變得不那麼西方了，從而提出“西方的缺失”這個概念。

慕安會誕生於半個多世紀前的冷戰中，初衷是協調西方立場。冷戰後視野擴大，開始關注更廣泛的國際安全熱點問題，參會者也從單純的跨大西洋國家成員擴大到中東和亞洲等地區。近年來慕安會敏鋭地觀察到國際格局變化，開始思考西方應如何調整自身以應對新挑戰。2017年慕安會報告提出了“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的全球變局挑戰，2018年探討了“超越西方”的時代特點，去年則提出“全球拼圖：誰來拼起碎片” 的緊迫問題。今年以“西方的缺失”為主題，進一步拓展了歐洲戰略界的反思。

這個表述反映了瀰漫在西方內部的一種焦慮情緒——擔心西方在急劇變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導地位、關注歐美統一立場因正在生成的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而受到侵蝕、擔心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被所謂“威權國家”勢力“修正”等等。

何謂“西方”？從世界歷史和國際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既是地理和物質層面的，也是精神和制度層面的。西方文明發源於古希臘、古羅馬，歷經城邦制、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殖民擴張乃至美國崛起，逐漸形成文明體系並不斷被充實和強化。現代西方人以歐洲各民族及其後裔為主體，思想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以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為價值信條。這些共同築就了西方對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在物質層面，過去三四百年間，西方基於海洋、大陸擴張和金融霸權，引領了軍事革命和科技創新，主導了工業化乃至後工業化時代的世界經濟發展。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西方一度衝高到國際權力的頂峯，並且強力推進了全球化進程。而後隨着新興力量的崛起和全球產業鏈重組，西方的綜合實力被稀釋。美歐在全球推進西方化遭遇一連串挫折，自身問題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價值理念的光環褪色。歐洲人更加認識到，西方已經難以在塑造21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特徵上發揮絕對主導力。

從本次會議的一系列討論可以看出，經過四年反思，歐洲戰略界的思維更加聚攏了，對於“西方缺失”的判斷主要源自兩方面的認識。

一是對中國崛起抱有既給予認可又充滿擔憂的矛盾心理。儘管歐美經濟總量相加仍佔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國已達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勢頭，亞洲總體佔到三分之一強，世界經濟和國際權力的重心必然向亞太地區傾斜。越來越多的歐洲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崛起勢不可擋，是無法逆轉的持久現象，歐洲乃至西方須努力適應，找到與政治制度迥異的中國和平共存的路徑。

二是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不滿，認為美右翼主導下的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傾向背離了支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顧及歐洲利益、重大決策不與歐洲商量的做法，破壞了跨大西洋聯盟的基礎，雙方漸行漸遠，歐洲須“形成自己的戰略”，“走自己的路”。

歐洲對西方的反思是多維度的，一方面看到“體系性危機”正在發生，但也認為西方的“自覺”仍在，並非行將“終結”。他們對中國等新興力量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進而不斷壯大感到不適，但也對為保全體系而調整規則和協調共存持開放態度。所以，歐洲並非在為西方唱“輓歌”，而是希望從戰略、價值觀和務實層面進行再構建，對世界是否會陷入美國與中、俄激烈競爭，進而分裂的狀態審時度勢，試圖尋找自己的新角色，謀求發揮更大作用。為此，他們強調“超越”，對內超越利益和價值差異，增強集體行動能力，對外超越原有路徑依賴，發展更為多元、平衡、靈活的全球戰略。

二、美國強勢要求歐洲站隊，試圖推動形成與中國競爭的統一立場。

美國對慕安會高度重視，當作宣傳政策和協調跨大西洋立場的重要平台。本屆會議美國人的出席相當搶眼，有包括眾議長佩洛西的20多名參眾議員，還有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前國務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庫學者出席，在會議的大小場合都有美國人的身影和聲音。而且美方顯然是協調了兩黨一致的立場，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作為與會的主打“炮彈”，其中的核心訴求是阻止歐洲國家使用中國華為的5G技術。

蓬佩奧在慕安會上的演講不長，卻用三分之一時間批評中國。埃斯珀在講話中也指責中國通過華為實施“邪惡戰略”。美國人如此聚焦中國，且對華為這樣一個民營科技企業喋喋不休地進行話語攻擊，在會場得到的支持有限。確實有人追隨美國攻擊中國的內外政策，但也有不少人更加理智地觀察美國與中國的較量，希望更多瞭解事實到底是怎樣的，從中尋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斷基點。美國政客無禮和粗暴的態度也引發一些與會者反感。

三、中國因素是本屆慕安會的主要焦點之一，疑惑、誤解和期待交織。

王毅國務委員在大會上的演講贏得廣泛重視和肯定，秦剛副部長在新冠肺炎疫情公開論壇上的講話也產生良好效果。佩洛西在“西方民主狀態”分論壇上大談5G問題時，我得到一個提問機會。她聲稱對中國妥協就意味着損害民主、人權、經濟獨立性和國家安全，把問題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我提出質疑，問她為什麼華為能威脅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佩洛西顯然習慣於在沒有中國人的場合大肆攻擊中國，未估計到在這裏會被人質疑，而且她好像對5G技術不很熟悉，只是在念口徑而已，因此回答我的提問顯得有點吃力。從會場反映看，許多人讚賞我的提問，但也有人為美國抵制華為辯護，説中國也在抵制西方媒體。

在今年的慕安會上中國議題突出，明確涉及中國的分論壇多達11場，包括“西方如何面對中國挑戰”“跨大西洋關係與中國難題”“歐洲如何對付崛起的中國”“如果中俄結盟怎麼辦”“中國在全球軍控中的未來參與”等等，還有關於南海、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網絡政策的專題會，其他一些論壇雖然在題目設計上沒有提中國，但也大都把矛頭指向中國。

我觀察，中國學者的發言和提問很吸引與會者的注意並經常得到肯定。一位德國學者參加了我的午餐演講之後説，當面聽你講中國的情況，感覺我們是可以建立信任的，但在許多時候和很多問題上，很難直接聽到中國人的意見和對一些重大問題有説服力的闡述。

確實，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差不多，需要以一些基本的信任作為基礎，來構建合作和協調關係。建立信任是中國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然而，在大會後期的討論中，我們區區幾位中國學者要應對美國人鋪天蓋地的反華遏華聲浪，深感力不從心，哪怕僅僅是爭取出現在所有涉及中國議題的場合都分身乏術。當世界形勢如此快速變化之際，中國的國際角色和地位面臨複雜挑戰，我們應該有更多重量級人物出現在慕安會這樣的國際論壇上，也應該有更多的中國學者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直接走向國際，參與到外交鬥爭中來，否則很難改變當前國際舞台上，尤其在歐美的主場上，在中國話題上中國聲音較弱的狀況。

四、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舉國努力引發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紅十字會罕見地高調出席慕安會，重點宣介中國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沉重代價，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共同打好防疫戰。世衞組織專家肯定中國在應對疫情中展現出的強大能力。他們認為，如果中國將經驗總結歸納，形成模式和樣板，讓其他國家參考借鑑，則是寶貴的國際公共產品。

儘管外界對中國仍存在一些偏見，在慕安會上同情和支持中國的聲音逐漸增多。還有不少歐洲企業界人士希望中方對抗疫物資需求提出具體目錄，以便有針對性地募集援助。

會下也有歐洲專家表示，各國與中國的往來由於疫情而減少，許多國家採取了中斷航班和交流的做法，導致中國陷入事實上的孤立，難免造成後續的負面經濟和政治後果，應儘量減少、儘早結束這種非正常現象。有學者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在中美間已演化成一場“脱鈎”的實際操演，如不盡快修復，有可能固化為系統性“脱鈎”。

出席慕安會的一個體會是，在中美關係緊張惡化之際，歐洲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不僅重要而且寶貴。這些國家大多不願看到中美惡性競爭導致國際體系的分化、瓦解，不希望中美科技脱鈎阻礙人類社會的進步。他們希望中國能在維護全球共同利益上發揮更多作用，期待中國真誠維護多邊主義，而不要像美國那樣從一己之利出發，對多邊主義採取選擇性利用的做法。同時，他們力圖在全球格局變化中守護歐洲利益和地位。在中美大競爭的背景下，歐洲無法置身事外，也不願選邊站隊，而是要加強自身的作用。歐洲所奉行的制衡戰略客觀上起到加強全球多邊主義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多與各方力量溝通，增進了解，增強世界推動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共識和聚合力量。（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