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進：警惕美西方在中亞扶植NGO反華

本月初，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東歐和中亞四國進行了訪問。一路上，蓬佩奧不停兜售美國戰略，威脅到訪國家小心中國的影響力，還無端指責中國的治疆政策。在美國政府緊盯中國、視中國為全球最大競爭對手的當下，通過非政府組織(NGO)這種相對隱蔽的手段在中國周邊地區，尤其是對中國西部近鄰中亞各國進行滲透，是美國政治機器展開反華工作的新態勢，值得我們警惕。

三種途徑

在這項工作中，一個重要任務包括在本地區煽動敏感議題，如所謂“新疆問題”來達到反華目標。因為在美國外交戰略中，一國內部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經常被列為“最有效和最常用的干涉切入口”，很容易在事關該議題的地區引起一定程度關注並製造混亂。中亞是中國近鄰，跨國民族廣泛存在，不同民族之間甚至擁有相同或相近宗教信仰，這些議題很容易被利用，激發受眾情感共鳴。

通過非政府組織，美西方在中亞進行反華活動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通過媒體實現信息施壓;二是採取公關活動;三是直接發聲，包括製造暴力和混亂。這些活動很容易找到題材吸引受眾關注。

為達到目標，這些非政府組織提出所謂“中國對中亞地區存在消極經濟影響”，以及所謂“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位問題”。關於前者，實際上是中國與中亞鄰國長期合作形成的互利共贏夥伴關係，本來有利於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但美西方非政府組織操控的媒體卻炮製、渲染“新殖民主義”“債務威脅”等論調，挑撥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關於後者，主要是活躍於中亞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操縱媒體，宣揚所謂新疆“人權”問題，質疑中國政府去極端化行動的合法性，極力損毀中國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聲音最初都出現在西方和美國在中亞的媒體上，如“阿扎提克”(美國自由之聲電台中亞分支機構)和“現在”(自由之聲子公司)。這些媒體的參與者至少有“戰爭與和平研究所”(英國)和“歐亞.net”(索羅斯基金會)。這些機構是所在國合法註冊機構，擁有自由報道權利，這也是他們能夠造謠生事的主要因素。

“急先鋒”角色

美國還通過非政府組織對中亞國家的媒體進行資助和控制，使反華聲音經常出現在一些中亞國家自己的媒體上。如美國非政府組織“國際新聞”，通過美國的國際開發署向吉爾吉斯斯坦撥付500萬美元資金，建立了“Kloope”“仙人掌”和其他新聞網站。早在2018年，美國向中亞地區總共投資1500萬美元用於資助媒體發展工作。

2019年，由美國資助的這些媒體的反華聲音遠遠超過資金投入力度。例如，“仙人掌”2019年1-2月涉華新聞成倍增加，呈爆發狀態。這段時間，62%的涉華報道是負面新聞，51%是事關吉爾吉斯斯坦的反華言論，積極和中立新聞僅佔7%。Kloope網站全年48%關於中國的新聞報道都是負面新聞，其中39%是對新疆的批評，以及報道吉爾吉斯斯坦的反華聲音，積極和中立新聞僅佔8%。其反華目的顯露無遺。

哈薩克斯坦也存在類似情形。由索羅斯基金會和“自由之家”資助的“國際權力倡議”以及“Атажурт Ериктилери”(阿塔祖特)在所謂“新疆問題”上扮演着急先鋒角色。其中，“阿塔祖特”的活動主要是涉新疆議題，是在美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要求下注冊的非政府組織。

利用反對派勢力

美西方在中亞的非政府組織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從事反華活動，一是與當地法律環境有關，按照相關法律，西方非政府組織可以合法存在並能自由活動;二是西方非政府組織能利用當地各種政治勢力和矛盾，以資金或其他方式進行利益輸送，找到反華代言人從事反華活動;三是這些非政府組織背後或多或少都能找到美國和西方官方背景，因此其反華活動肆無忌憚。

眾所周知，中亞國家獨立後實現了國家轉型，在非政府組織管理方面大部分採取相對自由政策，允許其合法存在，包括境外非政府組織。當然，為克服境外非政府組織氾濫所帶來的混亂，一些國家從立法層面對其活動進行了限制，如哈薩克斯坦出台了《非政府組織法》，對境外非政府組織註冊、經費、管理和活動等都做出了詳細規定。即便如此，美西方非政府組織總能找到可資利用的法律空間，使其活動遊走在邊緣地帶。如利用當地媒體對本地不敏感的外國進行攻擊，包括對中國的造謠生事。

美西方非政府組織之所以能與當地媒體結合起來發起反華宣傳攻勢，還與其利用中亞各國內部普遍存在反對派有關。儘管這些反對派勢力並不強大，但在政治言論方面卻在本國大有空間。利用反華活動製造動靜，獲得部分民眾支持，是他們擴大影響力的手段。反對派的反華活動背後，往往還能得到包括金錢、子女留學西方等利益輸送。例如，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反華活動，根據俄羅斯公佈的資料，其背後組織者阿吉爾·圖爾都庫諾夫長期接受西方非政府組織資助。

由此可見，美西方非政府組織能夠在中亞從事反華活動，既有當地法律環境的因素，也有各國內部政治勢力博弈外溢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美西方非政府組織處心積慮通過反華活動，離間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目的是破壞中國改革開放的和平環境，從而達到全面遏制中國的目標。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積極應對。(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亞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