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稚博：如何認知公共危機中的羣體心理

隨着疫情的緩解，一些網上的民意調查發現，公眾對於疫情的恐慌和焦慮情緒正在呈現下降趨勢。這為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和公眾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機，來反思公共危機中的羣體心理特點，以及其對疫情本身的影響。應對公共危機的重點不僅僅是解決疫情本身，也應該將公眾的心理健康作為工作重點之一。政治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都表明，這兩方面是息息相關的。

首先，在突發的公共危機中，人羣產生焦慮、恐慌的心理是一個跨越國界、普遍而正常的現象。然而，我們需要了解焦慮和恐慌在心理學上會給人的認知和決策帶來怎樣的影響。處於焦慮狀態下的人往往會混淆主觀感受和客觀事實，受情緒的影響，引發認知閉合、排斥其他聲音和信息，做出衝動、非理性的決定和行為。焦慮和恐慌可以瞬間在人羣中蔓延，導致羣體的盲目性和盲從性。

處於焦慮中的人羣更容易相信謠言、陰謀論、誇大的數字和非黑即白的論斷。人在焦慮狀態下做的一些舉動往往是為了心理上感覺到安全，但對實際上感染病毒的幾率很可能並沒有什麼影響。而人在焦慮狀態下往往會反覆做一些實際上效用並不大的事情，這是強迫症的一種表現。

個體在危機中，往往下意識地服從羣體，想從羣體認同中尋求一絲安全感。這就導致有時大部分人做的事情、口口相傳的事情、不一定正確，不一定科學合理，也不一定是處理問題的最佳方式和最優選擇。政策和措施應該建立在客觀實際和科學合理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羣的主觀感受上。

當焦慮羣體高度關注引發焦慮的事物本身時，往往會忽略其他可能性和情境因素，導致歸因錯誤，或者歸因不全面。比如，以往在國外發生的流行病疫情中曾有這樣的例子：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醫療救治和病患排查上，沒有精力和資源發現其他的傳染源。單純將疫情歸結於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因而忽略其他可能性，如被污染的公共設施及其他宿主。這種情況下，就要做流行病學關聯，如果某個小區、某個樓發病比例遠高於平均值，那麼就要考慮是否有環境因素在起作用，有可能疏散隔離而不是就地隔離是更科學合理的措施。

其次，在危機中，識別、接受和緩解焦慮情緒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的能力。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上來看，良好、準確、完整的公共信息可以幫助公眾認知、緩解焦慮情緒。當政府或者相關人員公佈信息時，也要注意措辭和邏輯嚴謹，適當地解釋一些傳染病學的專業名詞和基本知識，不然會讓公眾中產生歧義、引發恐慌，做出更多基於過激情緒的非理性行為。媒體從業人員也應該瞭解和學習一些專業知識，這樣在報道時才能更準確而全面。“一聽就報”有時會“斷章取義”，可能會誤導公眾。在公共危機中，報道提供的不僅僅是信息，也是影響公眾情緒的社會責任。

正確引導公眾的預期。在恐慌中，人羣急需一個“英雄式”的權威來告訴他們一個迅速的解決方法。然而，過於絕對的表述方式或者媒體報道方式可能會使人羣產生錯誤的預期。如隔離兩週，是否病毒就可以被“悶死”。這種表達符合人們的迫切願望，卻不一定符合客觀實際。而如果兩週又兩週後，病毒沒有消失，那麼可能會引發公眾又一輪的恐慌和焦慮。客觀上來説，病毒會在一段時間內與人類共存。人要調整自己的預期，接受客觀實際，才能做出更理性、科學、可持續的防範措施。

處於焦慮的人羣需要分清主觀感受和客觀實際。社交媒體的盛行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給公眾帶來即時消息，另外一方面在危機中也引發了羣體的認知偏差。很多文章、報道、評論往往傳遞的是一種情緒，或是焦慮，或是恐慌，或是憤怒，或是悲傷，但這些並不是客觀的事實及準確而全面的信息來源。個體往往不能夠分辨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社交媒體會給受眾一種認知偏差，認為發生的那些不好的、極端的事情才是普遍的，很有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並因此產生更加過激的情緒。但是，實際上來説，媒體報道的傳播性往往需要捕捉那些極端案例，引起公眾的注意力，或者引發新的話題討論。然而，公眾需要理解這些極端案例往往並不是事物的普遍規律。

處於焦慮的人羣往往熱衷於防範自己的身體健康，卻經常忽視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本身就是長期被忽略壓抑的。個體心理上的求救行為和求救聲音往往會被社會和羣體所忽視甚至羞辱。在危機中，羣體性對於心理健康的踐踏和忽視會引發更大規模的羣體心理失控或抑鬱行為。而心理上的創傷和扭曲，與很多身體上的病痛不同，一般很難扭轉和恢復。而它帶來的社會危害可能超過人的想象。

心理的不健康也會導致身體的不健康，危害自己和危害他人的反社會行為。呼籲大家多關注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健康，客觀看待事物本身，緩解焦慮情緒。尤其是老年人，需要多一些關懷、陪伴和情感疏導。在疫情得到一定緩解後，在一些地區，也可以開始重新考慮和平衡其他重要的社會問題和健康問題。(作者是留英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