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疫情加速中西脱鈎論”為何荒謬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和持續過程中，陸續有西方媒體就疫情影響發表評論，認為這將加速中國與一些發達國家的產業鏈脱鈎進程，並可能促使更多跨國企業重新思考依賴中國供應鏈的脆弱性，進而預測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發亞洲乃至全球範圍的一場產業鏈大洗牌。不過，就連他們也承認，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輕易取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中樞角色。

客觀而言，西方媒體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和全球經濟與產業的影響，甚至格外關心在華西方跨國企業面臨的暫時困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主流媒體，對當前疫情究竟產生何種影響的報道和評論，還是應該首先掌握充分信息和準確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專業分析和儘量全面的報道。在全球經濟和社會高度依賴信息生產與傳遞的今天，媒體在國家乃至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需要時刻保持理性和責任感。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突發事件或某種意義上的“黑天鵝”，類似事件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第一次出現。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社會或個人能夠隔絕於各種不確定性之外。作為受此次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動員各種力量治病救人、阻斷疫情蔓延。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已對中國經濟帶來一定影響，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日益完善的“全球最完整產業鏈”，不可能因為這場疫情，就出現西方輿論所渲染的那種所謂“斷裂”，或出現某些國際貿易懷疑論者所“期待”的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間的產業鏈脱鈎。

第一，無論中美之間的產業鏈分工與合作，還是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中樞的形成與發展，都有其內在經濟邏輯，既具有全球工業生產與產業格局變遷的週期性與階段性特點，也具有周期內的穩定性特徵。

從全球產業發展史來看，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80年代，全球相繼出現了由英國、美國和日本作為“世界工廠”“世界製造中心”的產業分工格局轉移，前後持續了200年左右。隨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並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誌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中國在得益於對外貿易條件改善、全球產業轉移的同時，依靠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一齣口大國和製造大國，並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取得相對穩定的收益。中國也得以在2010年左右成為在全球製造業高、中、低三個產業鏈均比較完整的新興經濟體。

儘管2009年前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再工業化”“製造業迴流”等舉措，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這也在另一個方面印證了，即便是最具資源整合力的發達國家政府，也很難讓全球產業鏈分工格局以人為的意志為轉移。而以印度、越南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由於受基礎設施領域、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相關稟賦的約束，短期內根本不具備取代中國的基礎性條件。筆者估計，從現在起到2030年左右，全球產業鏈的分工格局都將保持相對穩定局面。

第二，中國基於製造業發展、貿易價值鏈提升以及金融深層次、高水平開放而向區域和全球釋放的巨大發展紅利，將構成21世紀上半葉全球化紅利的核心環節，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可能人為阻止的重要動力所在。

中國通過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和不斷嵌入全球貿易價值鏈，正在逐步推動自身由製造業和貿易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升級;同時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設計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對外開放，通過優質產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設計、金融服務的區域和全球化搭建;另外還通過相關國際協調力和動員力提升，結合人民幣國際化，不斷釋放經濟開放與對外貿易發展的紅利，中國也由此構建了更具活力的內外經濟聯動體系。

市場是一個聰明的體系性存在。那些對國際市場嗅覺極為靈敏、長期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且高度依賴海外利潤的西方跨國公司，除非有持續性的替代性收益補償，否則它們不會主動放棄中國市場，在產業鏈層面選擇與中國脱鈎。而在可預見的將來，恐怕也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利益集團能夠承擔得起將全球分化為兩個技術、貿易、產業乃至金融體系所帶來的顯性與隱性成本。換句話説，就正常的商業邏輯與交易成本而言，瘋子才會選擇與中國脱鈎乃至全面決裂。

第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零和博弈有害無益。對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參與主體而言，無論全球層面的經濟增長、金融穩定、貿易規則完善，還是產業鏈的升級與變遷，乃至各國貿易爭端等複雜問題的有效解決，既離不開對市場規律與國際規則的尊重，也離不開共識和協調基礎上的分工與合作。

經過持續幾年的爭論與反思，全球化不可逆轉再次成為國際共識。既然如此，全世界都應合力，讓非理性衝動走開。(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