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應對高風險要激發整體治理效能

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艾爾沃德在本月24日考察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將中國的聯防聯控、羣防羣治防控方式概括為“全政府-全社會”模式，充分肯定了其效果，認為是“目前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其理念和做法值得其他國家借鑑。

毋庸諱言，中國的防控模式是有爭議的。有的人認為其理念落伍，有的人認為其不太適應已經多元化高流動分散化的社會，有的認為其目標單一、要求統一，忽視了其他的個性化需求，有的認為其運行成本過高，造成一些資源浪費等等。這些爭議和批評的存在，一方面印證了風險社會中沒有完美治理模式這個論斷，另一方面也説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是在高度透明的狀態下展開的，面對受疫情影響程度不同的羣體訴求以及國際社會的關注，決策者必須克服各種干擾因素，在諸多目標中做出優先排序。而“全政府-全社會”模式顯然是目前中國最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之所以這樣説，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是在突發事件決策時，如果沒有構建出新的應對體系，就要選擇當下最熟悉的體系，哪怕是傳統的、“老派的”，因為這樣的體系能夠很快運行起來。二是新冠肺炎是一種新的流行傳染病，在來源、傳播渠道和治療方案等多個方面都存在着高度不確定性，造成巨大恐慌。每個人的健康和安全需要成為首要需求，這些需求彙集起來同步爆發，衝擊着治理體系中的各個單元、各個主體，單純依靠某個層次、某個組織、某個地區是無法應對的，必須凝聚整個治理體系的力量。

因此，聯防聯控、羣防羣治這套新中國成立後形成的社會治理機制和方法，在應對新冠肺炎這種新風險時，展現了能將政府和社會各個方面的力量彙集起來，形成治理的合力，產生整體治理效能的優勢。應該説，“全政府-全社會”模式是中國獨有的，但從有效應對新冠肺炎這種“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風險來説，它從以下方面刺激和提高了整體治理效能，這是可供參考的。

首先是樹立共同體的治理共識。中國採取的一系列包括“控疫假期”“居家隔離”和小區封閉等增加社會距離、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措施，雖然給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不便和困難，但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和支持，根本原因是社會成員的“同舟共濟”精神。儘管為了防止疾病擴散，人們隔離起來變成“孤島”，但是每個地方的每個人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只有做出自我的犧牲和奉獻，才能確保整體的安全，進而實現個人的安全。社會民眾以自我管理、自我犧牲，換來了有效降低傳染率的治理效果。

其次要構建國家與社會的有效互動機制。由於不能短時間發展出來一套有效的醫治方法，因此應對新冠肺炎過程中會產生諸多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了決策風險和行動的難度。這時尤其需要各級政府和本地社會之間、中央政府與各級政府之間建立起有效的互動機制，上下呼應，共同行動，以社會的積極回應來提高決策的及時性針對性有效性，在相互支持和協調治理中鞏固社會信任，最終以認識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統一，實現防控的整體效果。

第三，要發揮國家在治理過程中的權威性。儘管治理體系是多元化的，但是國家是體系運行的中心。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國家利用公共權威的力量，依法有效地籌集和配置資源，協調其他主體之間的行動，推動形成治理體系內部上下互動、左右聯動，集中力量解決問題的局面。在面對這樣的高風險事件時，認為靠市場或者社會力量就能應對的認識有些過於理想化。不過，國家也應該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力量的特長，讓他們在合適的領域發揮應有作用，彌補行政力量的不足和缺陷。

第四，必要時可打破行政層級，提高治理體系的運行效率。疫情就是命令，效率就是生命。層層請示、逐級落實的傳統行政方式必然會拖延時間，造成延誤，產生“有組織不負責任”的現象。打破層級，實現扁平化管理;建立統籌機構，打破部門割裂;加強地區間協同，提高行動協調性;改變工作流程，指揮前移，力量和資源下沉，發揮基層的作用等等，目的都是提高決策和行動效率，實現源頭治理、協同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正在考驗着各國以及全球治理體系和能力。在這個風險社會時代，任何既有的治理體系都難言完美無缺，面對新發的各種風險，都會出現慌亂失措，都有可能陷入停擺無效的局面。中國人民以全體制全社會的力量抗擊着這個新的全球風險，目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他國家也應該結合自己的國情、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模式等，儘快探索出適合自己的防控模式，激發整體治理的效能。(作者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