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抗疫英雄有什麼時代特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明代楊慎這首著名的《臨江仙》，前些年還曾伴以譜曲在億萬電視觀眾耳邊迴盪。過去幾千年來，我們古老的神州歷經災禍，卻是多難興邦，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中斷的文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地挺起脊樑，並有了今天在世界上的再次崛起，當然是整個民族百折不撓勤懇實幹的結果。但不得不説，歷史上各個時期那些捨生取義、以身許國的賢臣良將、豪傑義士以及今朝的奮鬥先鋒們，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這一直是時代的要求。回想1949年9月30日，新中國開國大典前一天北京舉行的最重要儀式，就是在天安門對面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那些為民族解放、祖國崛起而永垂不朽的英雄們，從共和國建立起就成為全國人民崇敬的楷模。

不同的時代又會出現不同的英雄典範，在戰爭年代突出表現為捨生忘死地衝鋒在前，和平時代又體現為勤奮勞動或像雷鋒那樣以平凡而又偉大的精神為人民服務。近段時間的疫情防控，又相當於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奮戰在防疫一線的醫務工作者、解放軍和公安幹警、社區幹部和其他相關人員，又續寫出了新的羣英譜。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追求進取的國家，都有崇尚英雄的情結，並將其作為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血脈。中華文化所推崇的英雄，自古以來是注重忠義和有家國情懷者，強調為民族大義和保國抗敵不惜獻身。雖説華夏過去的英雄觀存在忽視個體、強調集中意志的偏向，其主流還是有着積極作用的文化精華。由於長期以追求多嬌江山為一統，能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中華天下雖有分合，畢竟是統一時間遠遠大於分裂期。這一傳統傳承到現代，再同世界先進思想相結合，又出現了可貴的集體主義精神和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奮鬥作風。

想當年“兩彈”事業剛起步時，在美衝破阻力返國的錢學森就預言，我國的發展速度肯定會超過美國，就是因為有制度優勢。這種優勢，恰恰是以英雄們帶頭奮鬥來保證，如冒着受核輻射危險到第一線檢查未爆原子彈的“兩彈元勳”鄧稼先就是榜樣。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抗疫鬥爭，開始也受到西方一些人嘲諷，但事實卻證明靠着我們體制的統籌組織能力以及奮鬥精神的優勢，短期內就取得重大成效，這得到了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政要肯定。

縱觀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英雄崇拜，如西方文化發源的古希臘就出現過神話英雄史詩。不過出於其特定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塑造的英雄重視個體生命，頌揚自身權益高於一切而很少講國家民族觀念。古希臘雖生髮出早期民主和人權思想，卻是長期城邦林立無法統一，最終短盛而長衰。現代大眾文化中被認為充分體現着西方價值觀的好萊塢大片，頌揚的也多是“超人”式英雄，講究個人至上併為此奮鬥，導致的社會觀念常是尊強蔑弱。如今讓中國人非常反感的那種美式自傲，往往也是由此而來。

筆者長期研究中外軍事史，看到歐美軍隊有中華文化觀難以接受的一種現象，即在戰鬥條令中規定若戰局絕望為保命可以投降，贏得勝利是靠物質和科技優勢而不提倡奮鬥犧牲，前些年美軍甚至提出追求自己打仗“零傷亡”。無情的現實卻證明，縱然有高科技裝備(包括醫療設備)，如果操縱者畏縮怯懦或者缺乏敬業精神，再強大的物質和科技優勢有時都難以起到決定性作用。二次大戰後，美軍參加局部戰爭時屢屢在裝備很差的對手面前受挫，某種程度上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年，中國革命軍隊的裝備長期同對手相差極為懸殊，經常陷入九死一生的險境，若按西方戰爭規則早就沒法打仗了。但正是靠“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那種“為有犧牲多壯志”的精神，英雄軍民才能在精神上壓倒敵人，最終轉化為物質力量並由弱變強，才取得了日月換新天的輝煌勝利。

改革開放後，中國在大發展時也出現了社會思想多元化，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觀念，文化界也有功利化、低俗化趨勢。有人甚至貶低或否定英雄，搞歷史虛無主義。如果讓這種輿論導向在社會上充斥，過去英烈的奮鬥初心和現實的制度優勢將被根本否定，而且對年輕一代危害尤甚。如今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任務就是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這也是新時代進行英雄主義教育的方向。根據培養這種價值觀的要求，就應大力歌頌英雄、弘揚正氣，當前抗疫鬥爭的英模就是很好的現實教材。

宣傳英模並倡導向他們學習，並不是提倡冒險蠻幹，例如現在對醫務人員注重人性化、專業化的關心，把奮鬥精神與科學態度相結合，才是正確的態度。現在國家有一批面對災難勇於前行的無畏者，恰恰又在社會樹立起良好的風氣，最終會展示出“遍地英雄下夕煙”的美好圖景。(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