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克文：攜手抗擊疫情，大過民族主義

前兩天，我在紐約貝爾維尤醫院看望了一位朋友之後，沿着東29街散步。行思中突然被一聲怒吼打斷，只見一位中年白人男子，正對着一位蹣跚前行的中國面孔的老人撒潑： “你這個中國‘垃圾’滾出我的國家。”

中國老人驚呆駐足。我亦如是，停頓一秒後，我直接向那白人男子反吼(本能的用我那來自澳大利亞的“家鄉話”)：“別惹這位老人，你這種族歧視的白垃圾才該滾!”

聞此對罵，整個世界似乎停頓了一秒。直到另一位白人青年向我疾速走來。我不知他要做什麼，本能地往後一退。青年在我一步開外凝視着我説：“謝謝您主持公道!我參加伊拉克戰爭就是為了讓他(中年白人男子)這種人可以放任自由。”

故事講完了。我們把伊拉克戰爭充滿問題的歷史先放在一邊。放眼當下，新冠病毒的出現再次提醒我們，全球性流行病就像氣候變化一樣，並不分國界人種。今年一二月份肆虐中國的新冠病毒，眼看着蔓延到全世界。具體被感染的人數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氣候、公共衞生診療的準備程度，以及各國不同的財政和經濟能力。我們應認識到這些因素，並在此基礎上為病毒的暴發做好準備，而不是陷入非理性的恐慌，更要避免種族主義的肆虐。

新冠病毒的出現，也再次提醒我們，沒有哪個國家是“孤島”。到目前為止，在大眾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中，一直瀰漫着一股淡淡的種族主義“味道”。令人遺憾的是，各國政治領導層沒能成功阻止這種情緒的蔓延。在這種局面下，亞洲人，尤其是華人，在世界一些國家的公共汽車、火車和街道上可能會遭受歧視和謾罵。如今，疫情在意大利暴發，意大利人會不會是下一批受歧視者呢？

同樣令我震驚的是，過去的幾個月中，國際社會沒有表達出應有的團結態度;對於遭受疫情磨難的中國人，尤其是善良而堅忍的武漢人，缺乏同情和關切。試想如果這發生在曼哈頓、倫敦、悉尼、多倫多當如何？對他人痛苦的冷漠，對於全球共建有效應對新冠疫情機制毫無益處。

美國本可早早與中國接觸，建立一箇中美聯合對抗新冠病毒的特別工作組，申明在危機前人類的團結高於政治的考量。恰恰相反，本屆美國政府卻發表了一系列言論，抨擊中國的政治體制，敦促美國投資者利用中國當下的弱勢回美國投資，從而改變全球供應鏈以達到排擠中國的目的。的確，中美過去三年走在戰略摩擦的路上，但現在，好鬥並非良策，敵意更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讓人看到希望的是，中美之間非政府合作依然積極。兩國民間還有着許多機構和專業人士在互相幫助。此外，世衞組織縱然有其不足，但仍是全球流行病治理的正式渠道和主要機制。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因該機構效率的低下而遭到攻擊和質疑是不公平的，批評者們應該認真看看世衞組織的國際法授權：世衞組織只有提供有關病毒傳播的國際諮詢通告，就如何應對病毒向相關國家提供臨牀和技術上的建議，以及在沒有醫療基礎設施的地方進行緊急救護等權力。當病毒傳播到世界上最貧困地區時，比如2014至2016年在西非州暴發埃博拉病毒危機，世衞組織就是人類的最後一道防線。

除了國際法授權的限制之外，近年來世衞組織還面臨着會員國削減會費而導致的資金困境。在全世界充斥着對“全球主義”的攻擊中，國際上的右翼勢力已把削減對聯合國下屬的人道機構的資金支持，作為一種國內政治中的“榮譽”，尤其是用這種方式給左翼精英們一點教訓。可問題在於，削減這些重要多邊機構的資金支持，只會進一步削弱其處理類似新冠病毒這類國際危機的能力。要理解這一點，只要看看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多邊機構勉強運轉苦苦求生的現狀。就世衞組織而言，它已經開始更多依靠慈善組織的資助來維持運轉，比如蓋茨基金會和各國的自願資助。而在當前危機之下，特朗普政府居然提議將美國政府對世衞組織明年的核心捐款預算從今年的1.23億美元削減到5800萬美元。真讓人心寒。

在世衞組織之外，我們要感謝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與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的姊妹機構建立的國際合作網絡(在當前緊張的國際政治環境下，實屬不易)。這些機構在病毒分析、突變可能和疫苗開發方面進行全面合作，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也要感謝國際上的(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醫療、製藥和其他公司，在中國醫療物資極度短缺之時，一直在低調地為中國採購口罩、手套、防護服，通風設備和其他重要的物資。

然而，即使有這些措施和舉動，當前在國際輿論和金融市場中存在着一個顯而易見的信任危機，導致這種危機產生的部分原因則是市場對全球範圍和國家政府的領導層缺乏信心。為何美國到現在還沒有迅速召開一次20國集團(G20)衞生部長、財政部長和政府首腦會議？若面對面安排有困難，大可與聯合國和世衞組織一起線上對話。

多邊協調能迅速商定全球針對病毒傳播的政策框架和實質內容，並承諾切實的資金支持。G20也代表着世界上20個最大的經濟體和90%的全球GDP(除伊朗外，G20還包括了新冠病毒確診超過百人的各國)。與此同時，G20也是最有能力商定一攬子金融策略和經濟政策，避免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平台。

經濟的根本在信心。而信心的建立，需要全球公眾和市場看到各國政府的集體合作以及積極處理危機的態度。2009年3月在倫敦召開G20峯會後，就止住了全球的恐慌情緒，打破了全球經濟的下滑態勢;制定了相應的財經政策，為經濟復甦奠定了基礎。在缺乏多邊合作協商的情況下，每個國家只能單打獨鬥，這隻會讓危機持續肆虐。

在國際危機中打民族主義牌，是最廉價也是最殘忍的政治手段。但在當前的危機下，這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唯有全球有效合作和多邊協同，疫情和危機才能真正獲得有效管控。(作者是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本文由錢鏡、王浩嵐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