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衞列：關注生物安全豈止疫情時

人類及其生態環境的要素和系統功能，始終能維持在可以永久維繫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一種安全狀態，是我們生存和文明發展的基本條件，正是生態安全的這種基礎性地位，人們往往由於其隱性予以忽視，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大隱患。作為生態安全重要內容的生物安全，更是直到公共衞生事件發生並蔓延，才引發全球普遍關注。

生物安全最基本的要求是通過防控重大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研發和應用生物技術，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防範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威脅，建立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物安全體系，確保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所處的生態系統對人類生存的支持功能。

歷史上威脅人類文明進程最嚴重的生物安全問題莫過於瘟疫。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大瘟疫使近1/4的居民死亡;165年至191年，安東尼瘟疫造成750萬至1500萬人死亡，嚴重打擊了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249年至262年，西普里安瘟疫席捲羅馬帝國，使帝國四分五裂;東漢末年大瘟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加速了東漢的崩潰;541年至542年，查士丁尼瘟疫嚴重破壞了拜占庭帝國的根基;1347年至1353年，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歐洲殖民者征服美洲過程中，利用天花作為生物武器，使印第安原住民幾乎遭受滅頂之災;肆虐兩個世紀的黃熱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歐洲部分地區大量人口死亡，社會活動趨於癱瘓;19世紀初，斑疹傷寒使拿破崙帝國崩潰;肆虐於19世紀的霍亂，橫掃全球，僅印度就有超過3800萬人死亡;1918年暴發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萬至4000萬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數在5億以上……進入21世紀後，瘋牛病、口蹄疫、甲肝、瘧疾、艾滋病等有造成區域性生物危機的疾病傳播頻現，對農業生產產生毀滅性打擊，損害公眾健康和影響社會安定。隨着全球一體化的加速，埃博拉、SARS、MERS等病毒更是給人類生存帶來極高風險，破壞社會穩定。外來物種入侵給我國造成的損失，每年超過2000億元。

生物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已不單純是人類健康、經濟或科技問題，而應當被提升到與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同一層次上，構成國家安全的又一種外延。一是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進程，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二是建立系統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體系，如監測預警體系、標準體系、名錄清單管理體系、信息共享體系、風險評估體系、應急體系、決策技術諮詢體系等;三是加強生物安全能力建設，加大對生物安全工作的人財物投入和政策扶持;四是在全社會普及生物安全基本知識，培養公眾養成良好、科學的工作和生活習慣，維護生物安全要從自身做起、從現在做起，充分發揮社區組織的作用;五是重新審視中醫藥在生物安全中的作用，中醫是獨立於現代科學之外的另一個體系，以中醫不科學而加以排斥是對數千年中華傳統文化的否定，無數實例也證明了中醫藥對保護人類健康的作用;六是高度重視顛覆性生物技術(如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發展對生物安全帶來的巨大挑戰。此外，要時刻關注外來生物對我國經濟、社會、文化和公眾健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作者是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