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堯：各國忙戰疫，制度挺關鍵

總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地圖變化，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各國在防控疫情方面的不同做法產生了不同的效果。近日，筆者作為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成員在瑞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屆會議，介紹了“中國在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並就各國不同的疫情防控模式與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官員及多國外交官進行了討論。對中外疫情防控模式進行歸納和挖掘，能夠為我國以及其他正在被疫情困擾的國家提供一些參考。

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疫情緊急的狀況下，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措施，不惜代價優先救治患者，挽救他們的生命。同時，大力切斷病毒傳染的渠道，保障最大多數人的生命和健康權利。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於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尤其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更是優先考量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經濟成本的考慮是次要的。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一些國家的民眾如果不幸感染，需要自己承擔檢測和治療成本，而社保體系覆蓋面又極為有限;同時，在維護資本利益和保障民眾生命健康安全之間，執政黨以“權力”和“資本”為中心，很難出台限制經濟活動以控制病毒傳播的政策，導致病毒加速傳播。

在抗擊疫情過程中，中國發動了全國範圍內的動員，從中央政府到基層街道，從相關志願者組織到社區自治組織，所有的基層組織迅速激活，管理單元不斷細化，管理鏈條不斷優化，並且有序整合到網格化體系之中。這種強大的動員能力依賴於人民羣眾普遍具有的愛國、奉獻、擔當的價值觀，依賴於廣大人民對黨和政府的充分信任，依賴於黨組織的健全和威信。而在西方一些國家，政府難以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動員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民眾去配合政府行動，而問題惡化時，民眾又習慣於通過街頭抗議來表達反對聲音，通過選票政治來表達不滿，這種“對抗式”的模式很難形成應對危機的建設性合力。

中國建立了高度協同的整體治理體系，上下一盤棋，統一調撥醫療資源支援湖北，有關省市對湖北各地市對口支援，全國處於相互協同的大系統之中，從而能夠實現有步驟、有重點的整體性應對。中國的人權觀念和治理體系都強調集體，強調以整體治理觀去系統化解決難題。而西方一些國家難以實現在不同區域間的資源整合，難以形成縱深防控體系，難以針對緊急問題快速決斷並有效執行。中國醫護人員不顧個人安危奮戰在一線，與一些國家和地區醫護人員集體“罷工”或“請假”形成鮮明對比。片面強調個體權利和自由的治理觀很難從整體上實現對疫情的有效應對。

中西方國家對是否“戴口罩”的不同態度凸顯了二者的文化差異。中國人認為戴口罩既是預防，也是對其他人負責，西方人則認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而不去過多思考是否需要預防疾病的傳染。筆者在日內瓦機場下飛機後就看到明顯的提示——鑑於瑞士的疫情情況，建議大家都將口罩摘掉扔到垃圾箱裏;在日內瓦萬國宮參加聯合國人權會議時，門口沒有設置量體温等程序，動輒數百人的會場幾乎沒有人戴口罩，只是在會議室門口豎立着一張海報，上面提供了一旦感到自己感染時可以求助的聯繫方式。抵制戴口罩是很多西方國家共同的文化，這種對預防的不同態度，也導致了迥異的疫情控制行為與效果。

各國在執政理念、組織能力、組織體系、物資調配、人力動員、觀念引導等方面的差異影響了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效果。也要看到，我們在疫情防控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足和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和完善。繼續發揮好我們的制度優勢，是我們取得最後疫情防控勝利的根本保證。(作者是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