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讓法律賦能疫情防控

隨着人類解決了饑荒、征服了自然，SARS、埃博拉病毒等帶來的生物安全危機成為人類面臨的嚴重威脅。現代交通工具發達增強了人口的流動性，也讓病毒的傳播無國界，未來各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會更加明顯。人類是技術控，總想靠技術搞定一切。但目前，切斷傳染病的終極手段是隔離患者、限制密切接觸者。新冠病毒事件讓各國再次明白，社會管理才是預防傳染病的命門。

不久前，為了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澳大利亞宣佈將實施《生物安全法》，對疑似病毒攜帶者進行拘留，還可以將確診者限制在某個特定地點或隔離，在法律上確立了“傳染病人無自由”的防控機制。這無疑給各國疫情防治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案例。隔離疑似患者、檢查疫區人員，必然會限制一些人的自由。傳統法治理念認為“疾病需要治療而不是拘留”，臨時性的防疫措施面臨重大挑戰。雖然中國憑藉着嚴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強大的行政管理體系和高效的數據分析能力，逐漸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疫情期間也暴露出不少嚴重問題，而且目前還面臨境外疫情輸入的壓力。如何完善防疫制度，是戰疫下半場的重大命題。

筆者認為，儘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用法律的力量為疫情防控賦能，是我國未來應對生物安全危機的不二法門。在這部關係民族未來的法律中，立法者應當確立“生物安全無小事”的基本理念，具體而言：

一是把生物安全上升為國家核心利益。我國長期以來把經濟發展和國防安全等作為核心利益，未來病毒實驗、基因工程、生物技術等涉及民族存亡的生物安全也應受到重視。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把生物技術作為文明競爭的決勝因素，2016 年美國將 “基因編輯” 技術列入了 “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 清單。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説明，生物安全是經濟、外交、軍事的基礎，沒有了安全的生態，一切都是浮雲。

二是確立緊急狀態下的彈性正義。在疫情期間，封路、隔離、檢查等防疫措施，很難履行正常的法律程序。一線防疫工作人員需要當機立斷、就地處置，很難履行復議、聽證、裁決等法律程序。例如，韓國新天地教會聚集加劇了疫情傳播，如果對類似聚集事件還要按照法律程序層層報告、民主裁決，早已錯過了最佳預防時機。此時，一線執法人員可以行使基於醫學必要性的拘留權，在危險人數過多時，可以設立類似澳大利亞《生物安全法》規定的“人類健康應急區域”，像“鑽石公主”號郵輪那樣進行就地整體隔離並救助。未來立法應當確立“無奈但有效即正義”的應急制度：緊急狀態下的特別措施可以打破常規程序，只要“目的正當、手段合理”即可。

三是確立“舉國體制、全民動員”的生物安全危機應對體制。面對重大災害，中華民族歷來有全民行動、萬眾一心的歷史傳統。面對生物危機亦然，我們需要頂層設計、國家預案，更應該發揮民間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間，民營企業如互聯網公司通過綠色健康碼、在線教學等有效減少了傳播風險，大數據可以快速分析密切接觸者的信息，大大提高了追蹤效率。未來立法應充分發揮全國一盤棋的應急優勢，全面動員民間力量和智慧維護國家生物安全。

從歷史上看，病毒給人類造成的破壞性，有時會比任何戰爭都大。幸運的是，人類一次次戰勝疫情也變得更加強大，而法律是人類戰勝生物安全危機的共同宣言。(作者是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