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鍾：如何看待社會達爾文主義

英國首相約翰遜推出的抗疫政策，以及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關於“羣體免疫”原則的論述，在國際社會引發巨大爭議。儘管英國衞生大臣隨後回應稱“羣體免疫”僅僅是一個科學概念而非目標或戰略，然而並沒有平息輿論對“羣體免疫”説法本質上是在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指責。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來源於達爾文主義，即中國人通常所説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是否應該把達爾文主義這個生物學概念引入到社會學當中，以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存在爭議，因為人畢竟不是動物。在爭議過程中，人們深刻地瞭解到，在困難時期，如何面對弱者，不同民族的認識存在差別。

對於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中的民族來説，社會的主角屬於強悍的中青年男人，他們認識世界的角度自然決定了整個民族的價值取向。需要長期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遷徙時經常性遇到老人、病人和殘疾人如何隨行的問題，如果條件不允許，就要面臨是否將之拋棄的選擇題。而對於長期穩定聚居的農耕民族而言，男女老少都能以不同分工參與到生產中來，家庭成員之間關係比較穩定，也更容易結成牢固的情感紐帶。

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由不同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不同價值觀念深入到各民族的基因中去。從某種程度上來説，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為其中某一些民族的價值觀念和做法尋找合理性的一種理論。當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常常表現出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比如在面臨自然和社會競爭時，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民族常常抱持勝利需要他人付出代價的零和博弈思維，而以“家文化”維繫的農耕民族常常抱持以和為貴的理念。在面對重大傳染性疾病時，儘管現代社會醫療條件飛速進步，人類整體道德觀念發生很大變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因依然會在內心深處驅動一些民族做出用自然淘汰的方法保留強者的傾向。而以“家文化”維繫的民族則可能做出災情面前“一個都不能少”的選擇。“失去親人”對不同民族的影響也不一樣。農耕民族祖祖輩輩在一個穩定的家庭內生活，彼此間相互依存感情深厚，任何親人離去都很難被輕易接受。同時農耕民族少戰爭，缺乏“死亡準備”;而對一些習慣征戰的民族或某些遊牧民族而言，長年的征戰或遷移很難有持久穩定的家庭，甚至同軍營、同戰船的戰友情都大於親情，更容易接受“失去親人”。因為戰爭中經常要面對死亡，也有較多“死亡準備”。

在現代社會，醫學倫理強調生命至上、不傷害患者、有利於患者、公平地對待患者，其本質上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背反。但在實際診療過程中，常常要面臨兩難。醫療條件、經濟條件等方面的限制，都可能帶來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默許或無奈的選擇。筆者常對年輕醫生説，這時候要尊重家屬的選擇，不要代替他們做選擇，同時經常性地讚美家屬。家庭是人類愛的學校，利他主義的中心，醫生可以從家庭入手引導家屬，鼓勵他們的利他主義傾向。

而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説，就更加要警惕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公共政策的影響，謹慎對待以中青年強壯男性看待世界方式為主流的世界觀;謹慎對待以生存競爭來處理與他人及他國關係的方法論;謹慎對待將弱者看作是懶惰和無能所致的強者哲學。心理學告訴我們，兩個陌生男人碰面，常常意味着戰鬥與逃跑;兩個陌生女人見面，常常意味着關照與結盟。我們要避免完全以“男性角度”看世界，並綜合以上善若水、柔弱勝剛強的女性思維;避免全然依賴無限追求接近極限體驗的男性思維，並綜合以保護幼兒遠離死亡的女性思維。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千百年來以家為本位的傳統社會來説，保護人的生命與健康是最大的道德。(作者是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