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歐洲醫療被病毒衝擊得千瘡百孔

隨着歐洲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新中心，救治確診病例過程中凸顯出來的歐洲國家醫療資源短缺，成為人們關注焦點。長期以來，在人們印象中，歐洲國家的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為什麼這次疫情暴露的情況與人們的印象相差這麼大？

據意大利民防部門表示，該國18日新增475例新冠死亡病例，比之前任何一天都高，總死亡人數則達到2978人。隨着確診病例的增加和死亡人數的激增，新的數據顯示意大利醫務人員的感染率非常高。據意大利循證醫學組織GIMBE於18日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至少2629名醫護工作者被感染，這一比例超過醫護總人數的8%。就在同一天，法國公共衞生當局報告新增89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總死亡人數達到264人，單日增幅超50%。

目前，意大利和法國是歐洲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如今都已經採取了更嚴格的區隔和封城等措施。出台這些舉措是意料之中的，根據意大利和法國的疫情發展速度，此前就有歐洲專家認為，防疫措施提高到第三級是早晚的事情。如果説把疫情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是發現階段，即檢測到有確診病例;第二個是出現疫情傳播的階段，必須採取應對措施加以限制;第三個是疫情大暴發階段，必須進行全面管控;第四個是疫情的後期階段。現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是第二到第三階段，或者已經進入第三階段。

從醫療資源角度看，由於此次新冠病毒具有與以往疫情不太相同的特點，無症狀病毒攜帶者造成的傳播非常廣泛，從而讓疫情短時間在歐洲暴發，令很多歐洲國家的醫療部門猝不及防。回顧近一個月歐洲疫情的發展，有幾點值得深思。

首先，前端的防控不到位，讓後端的醫療單位在面對確診病例不斷湧入時，壓力呈指數級增長，最終到了崩潰邊緣。例如，一開始法國政府有點低估了疫情蔓延的形勢，沒有想到問題這麼嚴重，直到現在儘管法國政府已意識到防控問題的重要性，但法國民眾還是沒有特別當回事，街上沒多少人戴口罩。由於歐盟國家人員相互往來非常通暢，這實際上也加快了疫情不分國界地擴散。尤其是新冠肺炎對西歐這種老齡化社會威脅最大，所以如果早一點在前端加強防控舉措，一方面能提高人們的警覺意識，另一方面也能讓醫療體系有喘息的機會。據意大利安莎社報道，倫巴第大區主席已經表示，現有的醫療設施將“很快”無法幫助新出現的新冠病例，他敦促意大利人待在家裏。

其次，歐洲國家普遍存在一個特點，在疫情處於第一階段沒到第二階段時，能控制得非常好，致死率比較低。而一旦確診數量過千上萬，醫療體系很快就承受不住，致死率上升很快。這跟當前歐洲國家醫療體系結構的特點有關。在這個金字塔中，廣大的私人診所和全科醫生相當於塔基部分，覆蓋了體系中的絕大部分民眾日常出現的疾病。而國家性的綜合醫院在這個金字塔中是佔比很少的。

在新冠病毒引發的高傳染性疫情面前，私人診所和全科醫生很難發揮作用。確診病例一旦病情嚴重，只能靠大醫院的ICU來解決。再加上短時間內的“擠兑”，必然會出現心有餘力不足的情況。這跟中國平時民眾看病治療就依靠數量龐大的三甲醫院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三，人口結構的特點，也讓歐洲國家醫療系統在面對疫情時壓力巨大。意大利是世界第二、歐洲第一的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約為22.4%。根據意大利高等衞生研究所在3月4日對前105名死亡病例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死者平均年齡為81歲。15人在90歲以上，50人在80至89歲之間，34人在70至79歲之間，9人在60至69歲之間，3人在50至59歲之間。這些老年人平時基本主要出現的是一些常見的老年病，因此在社區醫院、私人診所和家庭醫生這個層面就消化了。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確診感染的老年人很容易誘發嚴重的併發症，從而加劇病情。

根據相關資料數據顯示，2018年歐洲國家的千人擁有牀位數和千人擁有醫生數並不低，德國分別為8.3和4.3，法國為6.5和3.4，意大利為3.4和3.4，中國衞健委公佈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4.2和2.6。但是，區別在於中國迅速採取武漢封城的措施，有力地控制了疫情向其他地區擴散蔓延，同時還調集其他省市和軍隊的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集中支援湖北省和武漢市，短時間內建立了大量分別針對重症患者和輕症患者的醫院(方艙醫院)，形成了局部性的醫療資源傾斜。中國的做法，有些是歐洲國家難以實現的，但有些是可以借鑑的。例如，在擴展醫療資源方面，除意大利在建設“方艙醫院”外，奧地利和法國政府正在將一些大型展覽館改造成臨時性醫院，用於收治輕症患者。

由於各國國情和文化習俗不一樣，生活理念和管理體系也都不一樣，因此在應對疫情時，採取的應對手段也必然存在差異。有些國家表現出比較好的適應性，有的國家響應能力和反應速度則稍遜。另外，歐洲也存在政治正確的問題，政府必須要考慮在穩定社會的同時穩定疫情，這本就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這些因素產生的影響，最後反映到疫情中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數字上，而醫療系統則是後果的直接承擔者。(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