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背景下的國際戰略格局”系列（1）：全球抗疫的國際戰略格局變化和應對挑戰

全球抗疫的國際戰略格局變化和應對挑戰

上海國際戰略研究會會長楊潔勉

綜合和辯證思維是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之一，在與時俱進地對當代國際戰略格局變化的研究中繼續呈現出智慧的光芒和理論的指導。當前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戰疫更加需要國際社會以綜合、辯證和前瞻的方式分析戰略態勢和應對舉措。

數百年來的國際戰略格局變化大多與重大安全挑戰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軍事和戰爭的傳統安全往往是主要的催化劑。20世紀下半葉開始，非傳統安全因素逐步上升，6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環境污染、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恐怖事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2004年的印尼大海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等都對國際戰略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僅以重大傳染時疫而言，進入21世紀以來就發生了2002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4年的埃博拉、2015年後的寨卡等。3月18日，鍾南山在記者會上説：“SARS已經過了17年，我們一度當做是偶然事件，並沒有堅持一直進行觀察和研究的工作，所以這次還是沒有準備。” 同樣的遺憾也發生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的研究上，但“亡羊補牢，猶未晚也”，我們要吸取教訓，對包括新冠肺炎時疫在內的超級非傳統安全問題進行持續和深入的研究，從而應對今後同類甚至更大的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對國際戰略思維產生重大的衝擊。在全人類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緊迫的威脅時，傳統的種族宗教差別、貧富貴賤區分、經濟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對抗等已經退居次位。現在全世界除少數人（如美國當政者），時疫防控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團結合作的最大公約數，中日韓三國的關係明顯發送，歐盟和中國都在投桃報李，連挪威首相也公開請求中國不計前嫌而給予支持。人類社會的地球村和共同體意識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下得到了增強，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超越國界和碎片化，開始更加全面和綜合的戰略思維。

新冠肺炎疫情將加快大國戰略佈局的調整和磨合。全球和地區大國的國際戰略佈局兼具相對的穩定性和調整的動態性。當前世界主要大國的國際戰略格局尚未發生質的變化，但大國佈局的局部調整非常明顯，已經處在量變蓄勢待發的重要過渡階段。首先，此次疫情將會明顯提升非傳統安全在國際戰略佈局中的地位，甚至迫使美國重新考慮其專注於傳統安全的戰略佈局。其次，提升公共衞生在非傳統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形成非傳統安全的“3+1”重點，即金融、反恐和公共衞生+其他問題（如難民潮）。第三，大國間國際戰略佈局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而進行磨合。當前除美國以外的大國在非傳統安全上的共識要遠大於傳統安全，下一步目標是要在相關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和專項應對的共識基礎上，調整戰略佈局，減少戰略摩擦和增加戰略協調。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變國際戰略交流的內容和形式。國際戰略在全球事務和國際關係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問題，往往只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中進行國際交流。但是，隨着非傳統安全挑戰日益增多和加重，發展中大國相互間以及同發達大國間的交流也在增多。大國間的國際戰略交流內容正在向縱深發展，它們不僅要討論政治、安全和經濟戰略問題，還會更多地交流諸如金融危機、恐怖主義和公共衞生等超級非傳統安全挑戰。因此，本次疫情正在加速進行國際戰略交流的形式變化。作為國際戰略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各國首腦正在開啓“虛擬峯會”的新時期。疫情形勢下的壓縮會議在後疫情時期可能常態化，主場外交將賦予新的內容和形式，達沃斯“趕集式”的大型戰略研討會也可能發生重大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等超級非傳統安全增加了國際合作戰略的難度。在超級非傳統安全挑戰面前，國際社會需要加強合作的行動、機制和思想，但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應對的國家性。首先是協調行動的困難。在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國的應對很不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鄰為壑，有的白白浪費了中國以巨大代價和犧牲換來的機會窗口期。其次是協調機制的困難。在全球範圍內，聯合國和世界衞生組織缺少權威性和執行力，正如閻學通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世衞組織不是“老闆”而是“秘書”。在地區範圍內，公共衞生機制形同虛設，而且一些原來開通的邊界重又關閉。再次是協調思想的困難。在疫情的生死考驗面前，一些國家先前的脈脈温情被拋在一邊，各種錯誤思潮相繼抬頭，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和單邊主義形成疊加勢力，不斷衝擊着國際抗阻疫情的有效合作。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家忙於應付疫情的“硬任務”而無暇顧及思想意識的“軟任務”。一旦錯誤思想形成錯誤社會思潮，世界各國需要花費無數倍的努力才能應對和消除其惡果。

新冠肺炎疫情向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的學者提出了新的使命。首先，學者們不能只當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和評論者。馬克思有句名言：“哲學家們僅僅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而重要的是改變世界”。學者們要抓住歷史性挑戰而投身到抗疫之戰中去，從國際戰略、國際政治、世界經濟、科技革命、社會嬗變等方面去研究新冠肺炎等超級非傳統安全問題。其次，學者們要從專業的視角去解答問題。研究國際戰略的學者具有較強的歷史觀、全局觀、角色觀，他們要將此專業特長運用於新冠肺炎等超級非傳統安全的研究上去。當前，缺少國際戰略家成為中國在非傳統安全戰略研究的瓶頸之一。第三，學者們要用現代的思想、智慧、機制進行專業和學科建設。研究國際戰略的學者與醫學界的學者有着不同的分工，但要根據當前抗疫的需要而建立跨界合作和建設新的專業。推而廣之，國際戰略界的學者還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