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疫情折射中外城市管理的差異

這次中外疫情演變，也是一次對城市治理能力的檢驗。由於城市化進程在全球已經處於主導地位，人口在城市高度密集，城市一旦處置不當會加劇疫情傳播並放大風險。

面對突發疫情，過去我們基本無可奈何，現在則有不少手段可以干預疫情的演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疫情引發的風險。大體上來講，我們要做的無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降低感染及死亡人數，另一個是如何降低經濟和社會成本。

在城市治理方面，具體面臨着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對生命的絕對尊重和對社會過度恐慌的擔憂之間的平衡;二是對疫情演化趨勢的醫學分析和決策判斷是否能夠十分吻合，並且決策速度儘可能快;三是一個國家或者某些城市在面臨突發性危機時調動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的能力以及各種醫療手段的內外部供給能力;四是國家和城市在進行危機處理時的強制力以及執行力等。

過去，我們研究城市治理問題，大多是向西方發達國家看齊，反過來尋找自己的不足。但是，對比中外城市在此次疫情應對上的舉措，可以説，在危機和突發性事件的處理上，我們在一些方面正超越發達國家。

選擇對生命的絕對尊重還是選擇儘可能降低社會恐慌，這是國家和城市管理者在決策的初始階段都曾經面臨的問題。被普遍視為城市治理樣板的一些國家和城市，此次竟然放棄了對生命的絕對尊重，有的甚至不惜動用國家機器來掩蓋疫情傳播和蔓延的真相，還有的採取更為“佛系”的態度任憑疫情蔓延。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對於疫情的醫學分析和演變趨勢，其實在各個國家和城市中都有過不同的爭論，但是這種爭議是服從於對生命的尊重還是服從於政治的要求，這次中外也體現出一些差異。我們在疫情初發時有過判斷失誤或者服從於其他選擇的情況，但是及時得到糾正，很快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防止了疫情在全國的迅速蔓延。許多醫療水平和城市治理能力高於中國的發達國家，肯定不會缺乏對疫情的醫學判斷能力，然而，現實中它們最後的選擇並不盡如人意。

在危機中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實事求是地説，中國在這方面要優於很多國家。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所體現的，有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城市治理能力的問題，有的則是如何通過調動一個城市外部的力量迅速支援的問題。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們曾經面臨過多次災難和危機，在迅速地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去克服危機方面，我們確實做得很好。這跟我們制度和文明的特點有很重要的關係，我們在看待突發性事件和危機時，都不是僅僅站在某一個城市和發生地的角度看問題，往往都是從整個國家的角度去看。正是這種特點確保了國家調動一個城市和地區的外部資源迅速應對危機的能力，無論是醫療資源還是社會經濟資源。

通過中外疫情治理的比較，還可以看到國家治理和城市治理強制力上的明顯差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如果城市治理中的強制力不能得到很好的執行，疫情的傳播將會變得不可控，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將遠大於個體的自主訴求。因此，對於城市中民眾的不同訴求，在危機時期多要讓位於城市治理的強制力，這是特殊階段必須要採取的措施。

除了上述四個方面，我們在城市治理上還有一些發展方面的優勢，例如互聯網和信息社會的支撐，使得我們在採取比較果斷的封閉措施之後，城市居民在社區和家庭中的生活，並不顯得枯燥;城市中發達的快遞和外賣，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們日常的生活需求;各種大數據的檢測手段增加了我們的疫情防控能力。可以説，我們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已經走在了國際前端。

儘管這一次我們在城市危機治理上有做得比較不錯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值得反思和注意之處。比如，強制力和良好的執行力是我們疫情防控制勝的關鍵，但也要做好疫情防控階段和正常生產生活階段的過渡，不能將其作為城市和社會治理的常態，更不能用於經濟運行的管理中。如果這種執行力和強制力不分地區、不分疫情發生的嚴重程度、不分發展的時間和階段，也不分領域，可能引發的經濟社會的負面後果也是我們難以承擔的。這是我們在走出疫情階段或者後疫情階段的城市治理中要盡力避免的。

同時，仍然要看到我們城市治理中固有的且亟須改善的一些問題。例如國家公共衞生防疫體系的建立，城市內部醫療資源的供給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如何更多地把科學的思維和手段納入城市決策和治理中等等，這些在本質上是如何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體系。

城市治理各國都有各自的優勢，我們即使及時解決了當前的疫情危機，並不等於我們所有的方面都全面超越了其他國家。畢竟在完善各種體系和制度建設過程中，在加強城市的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在改進對城市治理的公眾參與性內容，特別是在如何有效地配置城市社會資源、尊重和充分利用市場化的規律等方面，發達國家的城市治理體系還是有太多需要我們相互學習和借鑑的內容。(作者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