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芸萱：看美國在戰“疫”中如何面對人權

熊芸萱  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研究人員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佈的即時統計數據，截至美國東部時間3月22日18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24小時內增加了8569例，總數已達32,717例。特朗普政府已經接連宣佈紐約州、加州、華盛頓州為重大災區，疫情防控形勢異常嚴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在醫療技術、公共衞生防疫體系、病理檢測分析手段、信息分享平台等方面，均算得上世界最先進、最完備。但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衞生事件時，美國的應對機制仍然暴露出諸多問題，社會的各個子機制之間存在很多“裂縫”。如果説抗擊疫情、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一場嚴峻的人權保衞戰，就美國當前的表現來看，它能否在這場保衞戰中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着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美國現有的公共醫療體制制約了每名患者有效獲取醫療救治權。美國並沒有公眾廣泛參與的醫保，佔全國20%的人口沒有或只能得到有限醫療覆蓋。對於有保險民眾而言，大部分保險公司表示僅承擔新冠病毒專門檢測費用。高昂的診療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眾獲得醫療救治權。此外，防護物資、醫療設施等資源嚴重匱乏也將對民眾的公共服務權及獲得醫療救助權造成嚴重製約。

美國現有的公共衞生應急防禦體系很難真正保障國人的生命健康權。美國聯邦預算提案在過去三年中持續削減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門經費，疾病控制與預防方面的預算大幅縮水，聯邦總體的公共衞生能力減弱，州和地方公共衞生部門機構改革及裁員等因素導致美國無法迅速完成對大規模人口流動的跟蹤、封鎖疫情嚴重地區以及在快速修建醫院收治病人。儘管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聯邦將撥款500億美元用於疫情防控，並在4月內共提供500萬份試劑，但經費落實等具體情況有待進一步考證。上述條件的制約導致美國很難像中國一樣在疫情爆發後及時調撥資金並從全國各地調配醫療力量予以全力保障。

美國病毒檢測能力限制獲得公共服務權利。首先，疫情初期的美國在病毒檢測上秉持“極少量級的檢測數量及自行開發試劑盒”的政策，僅在疾控中心亞特蘭大總部進行檢測，導致2月份檢測基本停滯。其次，在此期間發放的檢測試劑盒存在缺陷，導致超過一半的州實驗室無法得出結論性結果，貽誤最佳控制時機。再次，疾控中心初期檢測設定“有症狀、去過武漢、接觸過確診病人的民眾”才可接受檢測。對於這一過高的檢測條件，美疾控中心直至3月4日才放開。最後，根據美國聯邦法律規定，能夠研製出檢測試劑盒的實驗室必須通過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才可以開展檢測，檢測盒供應嚴重不足。據美國疾控中心3月22日數據顯示，全美境內共進行71,870次核酸檢測。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國，截止3月5日的檢測盒累計供應就已達1575.5萬人份，並已開始向巴基斯坦、日本、伊朗、意大利、非盟等國家和地區提供檢測試劑盒。

美國信息政治化影響民眾知情權。及時透明發布準確疫情信息對有效控制疫情至關重要。疫情初期，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副總統彭斯主導抗疫，並規定未經彭斯許可，專家學者不得對外透露關於疫情的最新消息，新聞媒體不得發佈容易引發民眾恐慌的疫情信息。在官方發佈的信息中，白宮、疾控中心和健康社會服務部經常説辭不一，令民眾不能及時實施個人防護。而這一切都與美國的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信息公開與否，與政治絕對掛鈎。疫情爆發後，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每天舉行新聞發佈會，通過“全國新冠肺炎疫情即時通告”等網絡平台及時通報全國疫情狀況，廣大民眾還可以利用大數據平台實現線上求助、免費問診等。

美國的疫情政治化影響了國際衞生合作。當前，中國的抗疫形勢持續向好，中國一方面及時與世界分享戰役經驗和信息，也始終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國際合作應對疫情。反觀美國，疫情暴發之初，借疫情説人權，編造“中國歧視湖北居民”，使用“黃禍”“東亞病夫”等説法詆譭中國，甚至公然違反世衞組織規定使用“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的污名化標籤。如今眼看本國的疫情形勢日趨嚴峻，便怨天尤人，企圖將自身防疫不力的“鍋”甩給中國。據世衞組織網站顯示，美國2019年的會費仍拖欠大半，2020年總額超過1.2億美元的會費分文未付。大疫當前，超級大國這種拖欠會費的做法，傷害的是世衞組織的行動力，也傷害了全球抗擊疫情的共同努力。此外，美國不顧伊朗的嚴重疫情，持續對其施加單邊制裁，這不僅使得伊朗的疫情雪上加霜，更嚴重違背了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

誠然，自進入“全國緊急狀態”後，美國宣佈了一系列應對疫情的重大舉措，但這些舉措能否落到實處並取得相應成效仍是未知。社會各方面的有效協調是一項系統工程，但就目前形勢而言，這一系統如果不能有效運轉，那將可能成為美國疫情防控工作中最大瓶頸，人權保障將在美國成為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