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疫情對全球化影響遠超金融海嘯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遠甚於2008年時的全球金融海嘯。

從時間維度看，國際金融危機10年一遇，而全球公共衞生危機則是百年一遇。經合組織秘書長古里亞將此次疫情描述為繼“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金融危機後，“21世紀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經濟、金融和社會衝擊”。法德等歐洲國家領導人稱疫情是幾十年來最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鵝”面目加劇了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程度。

從空間維度看，金融危機主要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遭受衝擊，而新冠疫情已蔓延至190多國，是真正全球公共衞生危機。輿論普遍認為，這場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不僅對全球民眾健康構成威脅，還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和危機。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説，本次危機與2008年危機的性質存在根本不同，傳統政策工具將效果不彰，即便美國發揮領導力，老劇本也可能起不了作用。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劇本也變了。在疫情中首當其衝的是人的全球化，而非錢的全球化。錢即資本驅動的全球化，是注重分配的邏輯，產生貧富差距之弊端;而人的全球化，不是要錢而是“要命”，不存在“你贏我輸”而是“全贏”或“全輸”：人類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徹底戰勝病毒，沒人能夠獨善其身。

換句話説，如果資本全球化更多是有錢國家的遊戲，那麼人的全球化就是所有人都關注的，影響也更廣泛。聯合國秘書長指出，全球經濟衰退已無法避免，疫情或將致2500萬人失業。國際勞工組織也説，這不再只是一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還是一場嚴重的就業市場和經濟危機。國際勞工組織預測的最糟情形是今年全球經濟增速下降8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增加2470萬甚至3600萬，超過金融危機時的2200萬。

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斷應對病毒挑戰的歷史。這次疫情過後，公共衞生變量會和氣候變化等一樣成為當代社會“生產—生活—思維”邏輯中的常量，深入影響全球化邏輯。政黨意識形態嬗變，國際規則改寫，世衞組織今後可能會被放在與IMF、世界銀行、經合組織等一樣重要的位置看待……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這場全球抗疫很可能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弗裏德曼發文稱這次全球抗疫將是劃時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現在則有抗疫前和抗疫後。“在今後的日子裏，我們需要調整重自由、輕秩序的文化結構。”

儘管不少國家已因新冠疫情而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封國”，世界經濟也面臨倒退的警告，但美國當局依然以本國優先思維玩弄關税工具，關税戰還直指歐洲，依然準備藉助疫情危機加速與中國脱鈎。換句話説，直到現在華盛頓的精英們都還沒有醒過味兒來，沒意識到這樣做將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何等巨大的影響。美國真正該做的是重振規則導向的國際機構，制定衞生、環境、貿易和安全規則。改革和復興，聽取有關環境和醫保的理性建議，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選項。否則，正如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和耶魯大學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多西在題為“抗擊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所言，如果説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大英帝國的無能為力並使其丟失超級大國的資格，那麼這次抗疫或將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

歐盟過於堅守所謂基於規則的政治系統，強調必須遵守某些“統一規則”，但現在也開始有所轉變，注重使規則適應處理具體事件的現實要求。放鬆《穩定與增長公約》約束，放寬對國家援助的標準要求等等，都預示着歐盟這方面的轉變。歐盟放鬆成員國遵守歐盟統一規則要求，意味着歐盟從機械地基於規則運行的俱樂部向着價值觀共同體的一體化邁出重要一步。

一些觀點認為，新冠疫情將使全球供應鏈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事實上，疫情短期內讓全球供應鏈受到挫折，但並未扭轉全球化方向。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在談及這種影響時都承認，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輕易取代中國。歐美等國企業也不可能借此與中國“脱鈎”。

資本主義關注資本的邏輯而疏於人的邏輯，源自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尤其如此。但早在疫情之前西方世界就已開始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中國發揮體制優勢，打贏抗疫人民戰、總體戰、阻擊戰，彰顯制度優勢，更使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固執地以意識形態劃分制度、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優劣已經多麼不符合現實。

中國逐步控制住疫情並及時向其他國家派出醫療專家、援助檢測劑、口罩等緊缺物資，並與世界廣泛分享抗疫經驗。疫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暫時的，而且還在倒逼和推動中國各領域的數字化發展：數字化的醫療、教育、辦公以及數字化交易、物流甚至娛樂蔚然成風。疫情還在助推我國製造業的信息化轉型，加速人工智能、物聯網、5G技術、生物醫藥的創新和應用，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次，以及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話語權。這正印證了那句話，“凡是不能打倒我們的，必將讓我們更強大”。

疫情催生新的全球化轉型，全人類勝利的邏輯超越了某個國家單贏的邏輯。如果這場疫情能讓更多國家認識到這個邏輯，就此對過去走歪了的道路撥亂反正，那麼它的破壞性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大，但大疫過後的地緣政治影響卻可能比那場危機過後更加積極。(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