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偉：全球抗疫需要中美精誠合作

中美建交41年，雙邊關係並非一帆風順。但在關鍵時刻，中美兩國領導人總能審時度勢、積極合作，有效地撐起和國際合作的大旗，使得兩國和世界都得以儘快化解危機或渡過難關。

重要關頭多次攜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歐美成了這場嚴重疫情的新中心。另外，還有其他地區國家的疫情也逐漸嚴重起來。從聯合國到世衞組織，都把國際合作應對疫情放在當前最重要的位置，而美國和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的確應該攜起手來精誠合作。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40萬例的龐大數量，26日G20將以視頻會議方式召開領導人特別峯會，以推動全球協調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過去20多年時間裏，中美之間在關鍵時刻攜手合作案例並非鮮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當時尚未入世的中國臨危不亂，積極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拒絕人民幣貶值，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風采。在同年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了加強國際合作以制止危機蔓延、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尊重有關國家和地區為克服金融危機的自主選擇三項主張，贏得了美國和世界的好評。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中國立即向美國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使得本來可能因台灣問題造成大幅度下滑的中美關係再次回到正軌，也使得美國和世界被“9·11”事件割開的刀口能儘快癒合。

2008年，美國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嘯，世界經濟也隨之萎縮。中國此時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深知置身事外的嚴重後果。北京不僅與華盛頓保持密切聯繫，還出台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和之後的回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肆虐。中美經過磋商，各自派出救援隊，成功阻止這一致死率極高的傳染病跳出非洲大陸，也為當地的抗疫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016年，中美的密切合作令《巴黎協定》的最後簽署，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這個對人類可持續發展有舉足輕重影響的挑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時合作意義重大

自2017年以來，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中美雙邊關係出現了一些裂痕。之前，中美曾經認同並協同創建新型大國關係;現在，有鼓勵脱鈎的勢力蠢蠢欲動。然而，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有消除隔閡、拆除壁壘、求同存異的遠見卓識。在他們的督促和領導下，兩國終於在年初簽署了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

也正是在這前後，新冠病毒開始了對人類的“入侵”。這一在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本來為中美減少摩擦和修復關係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契機，然而從中國1月下旬開始抗疫，到美國3月中旬進入抗疫高潮，兩國關係卻因病毒源頭爭論、媒體機構運作、信息互通問題而不斷出現波瀾，“政治病毒”使得雙邊互動的機體變得非常羸弱。在這個可能給人類生命財產帶來重創的關鍵時刻，華盛頓和北京明爭暗鬥而不是積極尋找合作的方式，對中國、美國和世界都有害無益。誠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所説，“疫情當前，世界各國應當同舟共濟、共克時艱，這時候試圖轉移視線、推卸責任，不僅對本國的防疫工作絲毫沒有幫助，對促進國際社會防疫合作也絲毫沒有幫助。”

首先，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有別國難以企及的資源和能力，他們之間的協調和合作對全球抗疫的成功與否，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中國抗疫初戰告捷，美國剛剛進入戰疫初期，中國有數據、經驗和措施，還有對藥物測試和疫苗研發的信息。這些用血和汗積累的寶貴財富，結合美國的研發能力進入實踐，對美國和世界的抗疫鬥爭都會如虎添翼。

最後，中美在抗擊疾病方面有長期的合作傳統和協調機制，這個傳統和機制從早期的艾滋病監測和防控，到2003年中國在抗擊非典時與美國開展衞生疾控合作，再到2014年共同去西非抗擊埃博拉，已經十分完善。雖然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病毒到來之前撤出了美國疾控中心(CDC)在中國的人員，但要恢復合作應該沒有問題。

共同承擔抗疫重任

目前，對北京和華盛頓而言最大的困難是，怎麼化解雙邊這幾年日積月累的誤解和最近堆積的抱怨？其實，在官方層面之外，兩國民間已經先行。阿里巴巴基金會最近對美國的無私援助、巴菲特麾下的喜馬拉雅基金組織中國醫療衞生專家向美國同行傳授中國的抗疫經驗，以及在美華人對CDC基金會和其他衞生機構的慷慨捐助，都為民間先行做出了榜樣。

領導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已釋放信息，願意為有需要的國家政府和人民提供物資和知識援助，因此中美可協商成立高層協調機制，共同研發疫苗、尋找病毒源頭和共同承擔領導全球抗疫的責任。

新冠病毒的肆虐再一次告訴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科技規範把自己變成孤島的企圖，都會變成把自己拖入黑暗的實踐。中美只有守望相助才能造福自己、造福對方和造福世界。歷史把這個使命交給了偉大的中美兩國人民和他們的領導人。(作者是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中美印象》網站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