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迪：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日韓公共衞生安全合作

2020年是中日韓“新三國時代”合作的開篇之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使得中日韓三國成為最早的受災國家。自武漢首先爆發疫情以來，三國之間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溝通和聯繫。2月21日，中國疾控中心便與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舉行電話會議，通報雙方各自的國內疫情情況，並就當前臨牀所發現的病毒特徵、感染路徑、不同地區與人羣防控措施以及抗病毒藥物篩選等內容進行深入的探討和交流。2月26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就新冠肺炎疫情舉行電話會談，雙方在衞生合作及撤僑等諸多議題上交換了意見。同日，王毅外長又與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舉行電話會談，就兩國共同合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華韓國人隔離措施等議題交換意見。3月12日，中國疾控中心、韓國疾控中心和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舉辦三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術電話會議，就有關確診病例解除隔離和出院標準、增加社會距離措施、武漢市社區物資供給方式、抗病毒藥物有效性及特殊人羣防護措施等領域。3月20日，中日韓三國外長舉行特別外長視頻會議，就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開展務實合作達成重要共識，並表示將盡快促進中日韓衞生部長會議的召開，進一步加大三國間新冠肺炎疫情相關情況的交流合作與信息共享。

事實上，中日韓三國在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有較好的基礎。早已在2007年，三國政府就建立了以衞生部長會議為支撐的中日韓三國公共衞生合作機制，這一會議由三國輪流主辦，原則上每年一次。從中日韓三國衞生安全合作機制建立初期，共同抗擊包括由冠狀病毒引發的流感、禽流感以及中東呼吸綜合徵等傳染性疾病就被列為三國衞生合作的重要內容。此外，為加強醫療衞生科研領域的技術攻關合作，在三國衞生部長會議舉辦同期，由中國疾控中心、韓國疾控中心和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三方聯合舉辦“中日韓傳染病論壇”，這一論壇旨在進一步提升三國在傳染病科研技術發展的交流合作水平。2015年，由於韓國發現了輸入型中東呼吸綜合症確診患者，為預防該疾病在中日韓三國蔓延，在日本舉辦的第八屆中日韓衞生部長會議上，三國部長提出了共同應對公共衞生突發緊急事態的方案，就加強三方在信息共享、預防和應對傳染病措施等方面達成一致。2019年12月，在韓國首爾舉辦的第十二屆中日韓三國衞生部長會議上，三國再次就進一步完善緊急時期下的共同行動計劃，協同合作應對傳染性疾病，以及繼續強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區公共衞生威脅監測和推動應對疫情威脅的能力建立等方面達成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日韓三國間的信息共享和快速反應已充分驗證了三國在國際衞生合作方面所取得的積極成效。此次疫情下，中日韓雖然是最早一批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但從目前的總體情況來看，三國也是疫情爆發後反應最為迅速，控制疫情擴散效果卓有成效的國家。截止3月28日通報數據，相對於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8313例、西班牙8189例、意大利5959例而言，中國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已由頂峯時期的15152例，下降至主要以境外輸入病例為主的135例，韓國則由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最高峯值的1062例，下降至146例，日本目前也將當日新增確診病例保持在了123例的低速增長階段。

客觀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下，日韓兩國之所以沒有像歐美等國陷入疫情失控的狀態，除了本國及時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外，也離不開在疫情爆發初期，中日韓三國公共衞生安全合作機制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作為第一個疫情爆發地，中國第一時間便與日韓兩國分享了新冠肺炎的相關信息和抗擊經驗，為日韓兩國後續採取有效措施進而控制本國疫情進一步惡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中方所提供的信息和經驗，日韓兩國基於各自國內疫情的實際發展情況，均採取了禁止大型集會活動、關閉大型集會場所、提倡居家隔離和居家辦公、佩戴口罩及遠離人員密集區等一系列措施，在控制疫情擴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疫情不分國界，在疫情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獨善其身。同樣，面對疫情肆虐，各國單打獨鬥不如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中日韓三國互為比鄰、唇齒相依，在面對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危難時刻，寫在援助物資上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道不遠人、人無異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詩句，更體現出了三國患難與共、守望相助的“新三國時代”合作精神。（作者房迪為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研究員、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