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偉：防範災害事故的弦啥時都得繃緊

3月30日，四川省西昌市發生森林火災，18名撲火人員和1名嚮導不幸遇難。整整一年前，同樣發生在西昌市的木裏火災共導致31名森林消防員和地方工作人員以身殉職。在舉國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刻，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悲劇也在提醒我們，在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要統籌疫情防控與災害事故防範。 

經過前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我國有效遏制住了疫情在本土的傳播，同時經濟社會秩序正在有序恢復。但另一方面，隨着企業復工復產，安全生產事故發生的風險也將隨之加大。同時，我國進入森林草原火災頻發期，即將迎來防汛抗洪的關鍵期。自然災害疊加安全生產事故並與疫情並行，將使應急管理面臨更為錯綜複雜的救援形勢和輿論環境。在西昌森林火災同一天，濟南開往廣州的T179次列車在行駛到湖南郴州境內時遭遇塌方，導致列車發電車廂起火，第2至6節車廂傾覆，共造成1人死亡、百餘人受傷。這是一起自然災害引發的事故災難。

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是當前最為吸睛的焦點性事件，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力幾乎全部傾注在防疫之上。但在現代風險社會中，災害事故的風險無時無刻不在。複雜性風險呈現鏈狀羣發、簇狀羣發、網狀羣發的態勢，不時提示人們決不能忘記統籌疫情防控與災害事故防範的重要性。為此，我們應在以下五個方面發力：

第一，樹立系統性風險的理念。各種風險不是孤立發生的，它們相互交織形成風險綜合體。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不能顧此失彼、按下葫蘆浮起了瓢，而需統籌、協同應對。在應急管理領域，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某一時。那種將應急管理矮化為操作技術的侷限性思維，在面對複雜性風險時無疑會左支右絀。

第二，樹立底線思維，將危機情境設想得足夠複雜。3月19日，北京平谷、延慶、房山在大風天氣中發生三起山火，起火點分別位於北京東、北、西三個方向。如何應對多點共髮式災害是高難度的應急管理課題，必須加以深思。現代應急管理不能墨守線性思維，更不能化繁為簡、避重就輕。否則就有懶政、惰政之嫌。

第三，建立風險隔離與阻斷機制，防止風險疊加、互動。災害事故有可能影響疫情防控，反之亦然。疫情防控關鍵時期，如果供水、供電、供熱等關鍵基礎設施運行出現重大事故，將會給疫情防控造成不必要的障礙。例如，湖北漢川發電廠同時保障武漢和孝感兩座城市的供電。站在確保城市運行的高度，電廠對職工的防疫非常嚴格，以維繫企業正常運轉。同樣，如果疫情防控不力，災害事故的處理能力也可能受重創。例如，美國紐約市警察、消防人員因感染而請假的警察分別多達900多人和200多人。一旦疫情疊加災情，救援將會受到非戰鬥減員的影響。風險將一切畫地為牢的部門都整合為了一個共同體，“為人”和“為己”的界限不再清晰。

第四，構建全風險社會治理體系。無論是疫情防控，還是災害事故防範，單純依靠政府專業部門難以奏效，開展社會共治不再是一種制度的“修飾”行為。而且，構建社會治理體系不能圍繞特定的單一災種，而必須體現全風險導向，每一個治理主體的腦海中都要有統籌應對各種風險的意識。否則，如西方學者威爾達斯基所説，人類在尋求一種安全的過程中有可能加劇另一種更大的風險。

第五，健全以綜合性為導向的應急管理體制。在風險日益綜合化、複雜化的今天，分災種、甚至分災類應對的模式日益變得不合時宜。在美國，衞生部主要負責新冠肺炎應對，但這並不妨礙聯邦政府啓動聯邦應急管理署，發揮其擅長協調的優勢。在抗疫期間，應急管理部作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成員單位，一方面積極為打贏疫情阻擊戰而承擔物資轉運、滅菌消殺、醫療廢液處理、醫療場所消防等任務，另一方面又做好防大險、就大災的準備，主動化解各類重大安全風險。但是，應急管理部門作為常態化專業應急機構的優勢和潛力，在防範、應對重大疫情中的作用還有待於進一步挖掘。這是深化應急管理改革、健全我國應急管理體系的一道“必答題”。（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