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羅伯特·A·曼寧：新冠疫情揭示了怎樣的未來

70年來，作為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技術強國、最大市場以及安全守護者，美國一直被視作全球領袖。當全球性危機出現時，世界通常會把目光投向華盛頓。

然而，早在新冠病毒出現之前，諸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2008年金融危機等政策錯誤就已經開始侵蝕美國的聲望和信譽。美國從危機中復甦的特點使得低估其快速恢復能力成為一個錯誤。但特朗普和新冠疫情的結合卻考驗着這一特質。

然而，不同於美國外交政策起起落落的循環以及外界的戰略競爭，全球衞生處於一個單獨的人道主義籃子中。美國在這一領域的反應一直都很引人矚目。在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領導了應對艾滋病、H1N1流感、MERS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的聯合行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都參與了進來。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恰恰與之相反，它不再動員國際力量做出聯合反應。

現在，隨着美國成為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超過19萬人確診，特朗普政府混亂的應對舉措損害了美國的形象和領導力。中韓等亞洲國家利用SARS疫情積累的經驗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遏制病毒蔓延的關鍵在於追蹤接觸者，快速檢測，然後隔離，並做好社交疏遠。這是那些將新冠疫情影響最小化的國家總結的經驗。

在美國，缺乏準備的情形令人吃驚。起初幾周時間內，美國就像其他國家最初那樣，並未重視疫情威脅的嚴重性。直到3月份，檢測試劑依然短缺，這使得病毒的擴散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近幾周來，美國加大了檢測試劑的生產力度，有超過50萬人進行了檢測，但許多美國人依然難以得到檢測，我們無法瞭解病毒感染嚴重程度的全貌。儘管美國姍姍來遲地加大了生產或進口口罩、防護設備、呼吸機的力度，但這些設備依然存在很大缺口。

這樣一個富裕、技術先進、作為創新和科研領導者的國家艱難應對流行疫情的現實，揭示了美國在全球的政治軌跡和不斷變化的角色。

多年來，在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前，共和黨的政客和右翼媒體們就一直持反政府立場，中傷聯邦政府，削減用於社會服務的預算，貶低公務員羣體。其不斷累積的效應便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懷疑，以及部落化政治。

特朗普強化了這一點，他批評美國的政府機構、執法部門、情報部門、國會和媒體。這已經導致數十位富有經驗的外交人士和公務員以及超過1000名科學家辭去職務，數十個政府職位空缺。這也解釋了美國民粹民族主義和政治極端化的興起，因此導致美國政治系統在很大程度上失靈。

“美國優先”的觀念被投放到國際舞台上，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的盟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例如，在特朗普禁止所有來自歐盟的旅行之前，並沒有事先與歐洲磋商或發出警告。美中關係進入持續下行的軌道也是這一趨勢的反應。

“甩鍋”的做法正在毒害美中兩國的公共民意，錯誤的“陰謀論”進一步加劇了緊張關係。誠然，有許多可以指責的地方，但美國堅持使用“武漢病毒”的做法導致最近召開的七國集團會議未能發表聯合聲明。出於國內政治動機限制應對危機急需的積極、全球性合作，這是毫無道理的。

面對重啓全球經濟的巨大挑戰，美國和中國現在能否在利益疊加的領域轉向協作，這將決定全球合作的水平，也有助於兩國更加高效地應對新冠疫情。美國與中國在2008年的合作是雙方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關鍵因素。

大流行病等危機通常會改變社會和人類文明。陷入深深裂痕的美國國會在2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上達成共識，這或許是一個團結的信號，又或許是暫時緩和的表現。

美國各個機構正在從中國運輸醫用物資或許也標誌着美國觀念的轉變。儘管美國把中國視作戰略競爭者，政策依然未界定競爭的邊界或條款，但兩國利益的重疊之處將推動兩國合作。當前的全球衞生和經濟危機是彌補這一政策缺陷的好機會。鑑於實現復甦對兩國均意義重大，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又闖進我的腦海：需要是發明之母。（作者是大西洋理事會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中心、“戰略遠見計劃”高級研究員。本文由王曉雄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