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育才：中日韓亟待深化公共安全合作

新冠疫情作為一場公共安全和生物安全危機席捲全球，在產生負面影響的同時，在客觀上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因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動世界和地區公共安全合作，進而啓動具有地區乃至跨地區意義的安全合作機制建設。在這方面，東亞地區的國家間互動合作具有代表性。

由於歷史原因，東亞安全合作機制建設遠遠落後於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因素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有目共睹，但是由於外力介入和受冷戰慣性影響，國家間冷戰遺存的敵我營壘依稀可見，地區內部恩怨遲遲得不到有效化解，有時演繹出新的矛盾衝突和政治安全分裂，致使統一的地區安全機制難以建立。時代要求打破舊格局和開創新局面，新冠疫情及其應對過程為深化安全合作和建立統一的地區安全機制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疫情危機現實推動地區國家之間密切合作，共同面對公共安全威脅與挑戰。此次新冠疫情涉及五大洲，也在多個國家呈現暴發之勢，成為近幾十年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實踐證明，新冠疫情防控任務之重不是一個或幾個國家所能完成，必須最大限度地展開國際合作，共同應對，聯合行動，才能有效控制疫情，最終擺脱危機。對於經濟社會聯繫緊密的地區國家尤其如此，加強公共安全合作已經是必由之路，別無選擇。

從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合作實踐看，傳統安全地位趨於下降，地區和全球範圍內，加強包括公共安全合作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是大勢所趨。即使個別國家頑固地堅持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人為地激化地區矛盾與國家間衝突，也無法阻擋非傳統安全風險上升和非傳統安全合作需求日益迫切的大趨勢。

此次新冠疫情的危機規模和嚴峻形勢成為本世紀初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凸顯以來的又一個節點，而且極有可能因危機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性而完成量變積累，達到質變的轉折點。此次在東亞地區，中國，韓國和日本都遭受重度影響，國家之間因共同危機和在危機應對過程中的相互支持與合作正在空前地拉動雙邊和多邊關係改善，有助於推動建立面向長遠的地區安全合作。

從形成綜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新時代需求看，抗擊新冠疫情必然會導致發展全面的非傳統安全合作，進而推進整個地區安全體系變化，推動建立新的安全體制和淡化、重塑舊的安全體制。一切符合地區國家共同利益的因素都會得到保留，而一切過時的、不利於地區國家共同利益的因素最終會被淘汰。東亞國家之間有着最密切的經濟、社會和歷史聯繫，在近代普遍完成民族國家構建以來，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地區共同利益的發展要求他們面對共同的發展和安全難題，編織屬於本地區的一體化藍圖。這個過程已經被拖延得太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此次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危機形勢下地區國家間實現了罕見的友好互助，所有國家都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努力抓住疫情之機，推動地區國家間關係的良性互動。（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