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抗疫大考揭示國際政治現實

持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人類帶來巨大威脅，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它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提並論。國際關係學界有人認為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準確地講是第一次非傳統安全世界大戰。是否達到世界大戰的規模現在還難下結論，但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來人類遭遇的最大一場“黑天鵝”事件，這個判斷應該成立。

新冠疫情是對各國治理能力的一場大考。傳統上講，衡量一國國力的標準主要有戰爭、平時的經濟發展以及舉辦奧運會等大型國際賽事等。現在，應對新冠疫情也成了綜合國力的一個評分標準。

美歐早期抗疫不力的原因

三個月前新冠疫情突襲武漢。中國跟新冠病毒打了一場遭遇戰，一開始也不瞭解它的傳染性如此強。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被迫參加了一場閉卷考試。因為措手不及，我們早期抗疫出現一些紕漏，比如最初反應慢了，過程中也有一些執行層面問題。但後來我們及時調整，上下同心，充分發揮體制優勢，綜合來講中國的答卷總分還是高的。

在中國逆轉疫情的同時，疫情在世界範圍內多點併發，目前全球感染人數已過百萬，尤其美國和歐洲都還沒迎來拐點。新冠疫情已經變成一場全球性挑戰，亟需國際社會摒棄意識形態等偏見合作抗疫。在這方面，中國也做得不錯，一邊繼續鞏固國內抗疫局面，一邊對其他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人員和物資援助。

世衞組織説，中國付出巨大代價為其他國家爭取了抗疫準備時間。可惜的是，美歐都沒抓住這個時間窗口，沒有采取嚴肅及時的預防措施。尤其美國，早期時間大都被浪費在了冷嘲熱諷上，連戴口罩都被政治化了。社會常識被意識形態綁架，這很荒唐可笑。

西方早期防控失誤背後存在三種集體性傲慢。第一種是種族傲慢，覺得西方人身體素質比東方人好。日本財相麻生太郎不久前在日本國會講過，説2月底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談到疫情問題時，意大利代表的反應是跟他們沒關係，説“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

第二種是文化傲慢。新冠病毒來源可能跟野生動物有關，一些國人一度“自我妖魔化”，説世界上吃野味最厲害的就是中國人，這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飲食陋習的文化偏見和傲慢。

但這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我曾跟一些食品專家瞭解情況，其實中國從古到今沒有任何地方有吃蝙蝠的習俗，倒是非洲、南亞、東南亞和南太等地區確實有。如果説吃蝙蝠有點特殊，即便是一般野味，中國也不是最嚴重的。其實西方也有吃野味的習慣，過去西方貴族喜歡狩獵，狩獵完了也吃野味。也就是説，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吃野味的陋習，這個標籤不能只貼在中國身上。

第三種是制度傲慢。西方國家強調政府透明因而行動能更迅速，民眾能自我負責因而能自我管理好。但疫情一來，這些良好的自我感覺被證明是“神話”，是盲目自信。

正因這些傲慢，美歐國家早期反應非常糟糕。中國早期遭遇的是新冠病毒偷襲，最初出現一些問題可以理解。但美歐可是開卷考試，這種情況下還出現這麼嚴重的失誤，某種程度上説就不可原諒了。

“甩鍋論”等不利於國際抗疫合作

隨着疫情加劇，美歐國家也在逐漸採取更嚴厲的防控措施。但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存在幾個問題。

一是相關國家執政者考慮了太多小眾或小團體利益。這在美國表現得很明顯，華盛頓執政團隊的腦子裏始終有一根弦，就是不能影響他們在大選中獲勝。把短期政治利益或個人政治前途凌駕於全民利益之上，凌駕於民眾的生命權和社會權利之上，這是西方民主制度裏的一個問題。

二是資本的考慮太重。抗疫任務很重，但一些執政者的首要考慮還是不影響經濟，尤其不要影響股市。這跟中國以人為本的理念確實不一樣，顯示了西方國家的本質確實是資本主義社會。

三是政策選擇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疫情蔓延以來，美歐不少國家都有高級官員提出“羣體免疫”，有的甚至説老人如果確診應“奉獻生命”以保抗疫大局。雖然引發爭議後不再宣揚，但這種觀念本身就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不管早期抗疫情況如何，嚴峻的疫情形勢逼着美歐國家認真應對。要想戰勝疫情，對內對外都應以合力和合作為主，但現實情況並不樂觀。

對內，美國國內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都有相互推諉責任的現象，歐盟內部不少國家回到了民族國家狀態，相互截留醫療物資、封鎖邊境等等。對外，一方面接受中國援助，另一方面卻繼續抹黑中國，拋出“甩鍋論”“贖罪論”“挑剔論”“隱瞞論”等各種論調。這些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利於國際抗疫合作。

西方改變錯誤心態才能共促抗疫

過去幾百年來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西方的全方位主導。西方率先掌握了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基礎之一是科技發達，工業生產能力與科技的結合又導致軍事力量強大，連帶着話語權強大。因此，過去西方給人的印象是發達、各方面能力強。

但這次疫情讓人們發現情況並不完全如此。物質層面，西方國家在互聯網、大數據應用以及運輸網絡等方面表現乏力，工業生產和科技能力也沒想象中強。制度安排層面，醫療體系、尤其政府領導力和決策力等都暴露出不少問題。

抗疫是一張公平的考卷。現在的初步考試結果，就是曾經橫掃六合的西方不再如很多人想象得那般強大。無論文明還是國家都有它的發展週期。現在西方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從壯年期進入了更年期，世界的主導性力量隨之發生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以非常殘酷的方式揭示了這個事實。

總結迄今為止中國的抗疫表現，首先一點就是領導力，確切而言就是政策協調和治理能力，包括政府敢於決策，敢於承擔責任;黨的系統、國家公務員系統以及軍隊系統等組織得力;社區動員及時有效等等。

其次，工業和科技應急能力。十多天內建成“兩山醫院”，運用無人機、健康碼等科技抗疫手段，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等醫護物資從自我短缺到能支援別國，這些連西方國家也都感佩。

再者就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凝聚力和樂觀主義。封城和其他隔離措施沖淡了春節這個對中國來講文化意義重大的節日和假期，十幾億人的日常生活也面臨各種不便，但中國老百姓總體上顧大局、很配合。雖然也有零星違規事件，但看一個社會要看主流，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和樂觀精神也讓外部世界敬佩。

新冠病毒是人類公敵。實現疫情逆轉的中國願為全球抗疫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但當前的問題在於西方國家能否儘快改變之前那些錯誤心態，這已成為國際抗疫合作的一大障礙。(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