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恪勤：德國是歐洲抗疫一面鏡子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德國最初被稱為歐洲抗疫的“優等生”——感染病例相對較少，而且死亡率控制在1%以下。然而，3月初以來德國疫情快速增長。到4月7日，德國確診人數已破10萬例，成為歐盟第三、世界第四大感染國。而德國在抗疫中展現了自己的優勢，也凸顯了歐洲國家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

德國疫情快速增長，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因素。從客觀上講新冠病毒傳染性極強，存在許多特性和不確定性，防疫難度極大。與亞洲和美國不同，歐盟成員國防疫存在許多侷限：

首先，在歐洲一體化已經推進多年的背景下，開展有效的邊界和人員流動管控面臨許多實際困難。其次，面對如此兇悍的大規模傳染，歐盟公共衞生應急體制無法有效應對：歐盟權力有限，僅有建議權和協調權，應對全歐疫情蔓延所需的統一指揮、協調力度遠遠不夠;疫情暴發初期，各國各自為政、自保第一，甚至相互封鎖、截留物資;在歐盟框架下，各國主權不再完整，綜合能力包括防疫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等等。這些因素對德國疫情防控都產生一定影響。

從主觀看，在防疫準備方面德國是歐洲開展最早的國家。1月6日德國就成立了一個監測委員會，後來又開始加大儲備呼吸機等醫療物資。但此後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依據“非典”經驗，更多把它看成是中國的疫情，只是採取了一般性防疫，準備明顯不足。2月下旬疫情在意大利暴發後，德國防疫專家對新冠病毒特性和防疫建議存在偏差，沒有給聯邦政府提供足以抑制疫情快速擴散的有效建議。默克爾總理受到醫學專家類似“羣體免疫”意見的影響，提出德國民眾可能會有60%到70%感染新冠病毒。

在政策層面，德國政府也過多考慮隔離與自由、經濟與防疫、中央與地方、不同利益羣體之間的平衡，過於相信自己的專家和衞生系統，防疫政策的力度、強度、速度都未能抑制疫情快速發展。

3月18日，德國確診病例破萬，政府在防控疫情上的立場趨於強硬，默克爾發表講話，強調疫情已成為二戰後德國面臨的最大挑戰。自3月23日起，原則上禁止兩人及以上人員在公共場所聚集;建議民眾最大限度減少與家庭成員以外人員接觸;要求民眾在公共場所應與他人至少保持1.5米距離;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場所舉行聚會，美髮店、按摩店等產生近距離肢體接觸的店鋪必須關閉等等。這些措施接近隔離，目的是減少人員接觸，延緩疫情傳播速度。德國各界也都行動起來，總統號召全國團結抗疫，議會通過《感染保護法》，軍隊派出15000名士兵支持抗疫，政府通過了一項總金額高達7560億歐元的一攬子援助計劃，支持疫苗研製、增加醫療措施、扶持企業、幫助失業者。德國還密切了與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合作，加強了國際合作。

德國採取的一系列舉措，無疑有利於抑制疫情。目前德國疫情發展有三個特點：增長速度快，病例基數高，死亡率低。

速度快與前期和中期防疫措施不到位有關，如把3月23日之後限制性措施實施到位，速度應可得到延緩。基數高與德國強有力的檢疫能力相連，德國擁有歐洲最強的檢疫能力，每週檢疫能力可達35萬人次，4月底前可將檢測能力提升至每天20萬份。死亡率低與德國檢疫能力強、醫療條件好、病人年齡相對年輕有關。德國擁有歐洲最好的醫療資源，包括2.8萬張重症監護牀位，遠比其他歐洲國家醫療條件要好。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德國確診病例基數很大，在疫情全球快速擴散的背景下，在歐洲鄰國無一倖免的環境中，有效抑制疫情仍是艱鉅的任務。如果確診病例繼續大幅攀升，醫療資源出現短缺，死亡率也會相對提高。因此，德國防疫萬不可掉以輕心，加強隔離、早發現早治療是當務之急。補齊短板，包括採取進一步有效隔離舉措，嚴格執法，強化戴口罩建議，加快疫苗、藥物開發等也非常重要。

疫情是對全人類的挑戰，加強國際合作對每個國家都非常重要。在疫情發生後中德不僅相互援助而且也展開合作。中德兩國專家就新冠肺炎的臨牀治療、藥物和疫苗研發等議題進行了遠程交流;德中先後向對方捐助了所需醫療物資;兩國科研衞生機構保持着密切聯繫，推動雙方務實合作;兩國在WHO、G20等國際組織也進行了良好合作，共同抗擊新冠病毒，踐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作者是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歐洲學會德國分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