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麗：全球攜手抗疫，“援助”難以概括

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階段，國際社會向中國提供了政治和物資支持。隨着中國疫情逆轉，我們也在向其他遭受疫情的國家伸出援手。這種國際實踐，已很難再用傳統意義上的“援助”加以概括。因為，其中它不再是單一的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捐助，而更多是國際社會成員互相支持，支持者和被支持者之間的語言表達、心理態勢、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支持活動啓動的流程和規則等，都與傳統的援助雙方不同。

這種危機時刻不同國家間的雙向互幫互助意味着，我們需要跳出原有思維框架，重新審查和界定援助的理念、行為規則和管理規範。

第一，當前國際社會中的很多“援助”更準確説已是某種形式的國際發展合作，背後藴含新型全球發展意識。

16世紀地理大發現、18世紀啓蒙主義運動和大工業以及19世紀進步和發展思想確立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體系在全球構建起來。在此過程中，西方界定了發展等諸多概念，比如將已知文明排序為“野蠻、開化”等兩個或多個等級，形成一套經典化論述後被編入國際法原理、翻譯成不同語言進入不同國家教材，並且通過實施大量發展政策和項目，無形中塑造了現代人認識世界格局的方式。

但這一知識框架對現實的解釋力日趨式微。隨着眾多非西方國家興起，前有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後有金磚五國、金鑽11國等新興經濟體湧現。儘管這一趨勢可能遭受經濟放緩的挑戰，但多極化的全球格局已經顯現。同時，西方世界內部隨着極右翼政黨的興起，發展政策不斷趨向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西方掛在嘴邊的自由主義正遭受分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際發展合作方面產生了新的需求，即擺脱東西方的劃分，超越南北的差異，邁過意識形態的鴻溝，包容歷史文化的不同，真正把國際社會看作一個大家庭，真正把賴以生存的星球視為命運共同體，在此基礎上謀求共同發展。這無疑是一種新型全球意識的表達。

第二，這種新型全球意識打破了過於有關“援助”的固化理解。不同的歷史遭遇和文化傳統使中西方對全球秩序的理解不同，這一方面導致了衝突和安全議題頻發，另一方面也帶來各方發展合作理念和行為的差異。

15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通過商業貿易、殖民、去殖民、發展政策等不同方式奠定現代世界物質力量生產和較量的準則，並塑造了支撐世界秩序的精神力量和知識體系。對西方國家來説，二元格局的劃分，比如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等，是它們認識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基礎。

這種二元分割的認識論深嵌於種種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結果就是，現代的發展援助政策不管如何改革，無論多想倡導平等的夥伴關係，都難逃離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在此框架下，不管通過雙邊多邊還是非政府機構，發展援助的本質更多的是西方世界期待影響非西方世界的一種社會經濟手段。

但對眾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歷史上曾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影響，使其在政治上更注重各自民族國家的獨立邊界，文化上更能體會受壓迫的心理，這些都導致它們普遍更加重視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多邊架構，將其作為國際合作主要平台，並強調聯合國憲章中的平等精神。

當下，發展中國家更傾向於在不干預他國內政、平等互信、互利共贏等理念基礎上，進行日益頻繁的貿易、投資、平行技術轉移等南南合作。這種合作關係也包含援助，但此援助更像是國家間禮物的流動，而非西方倡導的官方發展援助(ODA)，更非援助方有意識推動受援方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一種手段。

第三，圍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的援助，也體現了對於非傳統安全和全球共同安全的強調。傳統的全球安全主要集中於軍事、經濟和政治衝突維度，而對社會維度的風險，比如公共衞生等的關注相對弱化。但近年來，隨着虛擬空間安全、太空安全、難民問題等新興議題湧現，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對全球穩定和安全的影響增大，非傳統安全也被納入更受關注的領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則進一步彰顯，突發公共衞生危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安全領域。作為一個非傳統安全議題，它與傳統安全相互交織。

不僅如此，這還是一個局部安全問題和全球安全問題彼此轉化的時代。隨着全球貿易、跨國投資、國際援助、跨國移民的不斷深入，世界各國通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拓展日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互相嵌入程度不斷加深。因此，如何推動“共同安全”成了一個無法規避的話題。在此背景下，擺脱東西二元劃分，建立共同體意識，以新型發展合作理念謀求共同發展，不失為這次共同抗疫的經歷給世界各國帶來的一個啓示。希望這種理念在抗疫過後，世界重新聚焦發展時，也能得到延續。(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