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紅：德國主流媒體為何一再傳播謊言

德國主流媒體這些年越來越失信於民，於是“謊言媒體”成了坊間的熱門詞彙。其實“謊言媒體”不是一個新概念。它第一次出現在德語地區是19世紀中葉。保守的天主教徒對新興市民階層的媒體不屑一顧，稱之為“謊言媒體”。一戰期間，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眼裏，敵對的協約國媒體自然是“謊言媒體”。納粹統治時期，猶太人控制的媒體、同盟國的媒體，還有後來德國內反戰力量的媒體統統被納粹視為“謊言媒體”。由於它是納粹語言，因此戰後成為聯邦德國禁忌，只是原東德時不時抨擊西方媒體為“謊言媒體”。

那麼德國以及西方媒體真的會説謊嗎？我在德國主流媒體工作30年，自己沒有刻意説過謊，也沒有發現身邊同事説過謊，但是我們一再犯下傳播謊言的錯誤。近30年前，主流媒體積極參與了“保育箱謠言”的傳播。據稱，伊拉克士兵在1990年8月攻打科威特時殘殺科威特早產兒。當時，一個叫納伊拉·阿斯薩巴赫的女孩子在美國國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講述了這個恐怖故事。後經證實，這完全是一家公關公司的杜撰，目的是讓美國公眾相信對伊拉克開戰的正當性。西方傳媒界流行一句話：“在戰爭中，第一個犧牲的往往是事實真相。”戰爭時期是謊言滿天飛的時候，而媒體人明明知道這一點，卻往往以資源不足為由，完全或大部分依靠所謂非政府組織提供的信息，造成失實報道。利比亞戰爭和敍利亞戰爭期間，這類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説德國主流媒體中有意編織謊言的是個別現象，那麼迴避部分事實就是比較普遍的操作了。德國著名作家烏爾裏希·託伊舍稱此現象為“空缺媒體”。他引用英語地區的一句俏皮話：“新聞是某些人不願讓大家知道的東西。剩下的都是廣告。為什麼媒體對聯邦政府增建幼兒園廣而告之，對一些‘維基解密’的細節卻避而不談？”

“空缺運作”的典型例子是德國媒體對難民危機的報道。德國奧托·佈雷納基金會於2017年發表了一份有關德國難民危機報道的調查報告。作者在分析了三萬多篇報道之後得出結論：媒體完全聚焦政治精英，把難民危機變成了一場為執政黨政治家舉辦的研討會。而實地調查後寫出的真實報道只佔6%。媒體成了政治精英的傳聲筒，記者自覺自願地充當政府發言人。他們為歡迎文化搖旗吶喊，宣傳大批難民湧入如何有利於德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老百姓的顧慮和擔憂視而不見，難民隊伍中可能混有恐怖分子以及部分難民的暴力傾向也是禁忌話題。在這種一邊倒的高壓下，電視台採訪的反恐專家都排除了恐怖分子混跡難民隊伍的可能，説恐怖分子有其他的途徑來德國，不必承受巴爾幹線路的艱辛。直到2015年11月巴黎恐襲兇手以及德國逮捕的好幾名伊斯蘭恐怖分子都被證實是趁亂來德國的難民時，這一禁忌才被打破。

德國作家布萊希特有一句關於記者的名言：首要的是道德，其次還是道德。由於對難民敞開懷抱的政策符合“左派”的道德標準，因此凡是對此政策提出質疑就是“不道德”。這也是德國近年來言論自由框架越來越窄的原因。前不久，德國一位知名記者公開承認：立場比事實更重要。因為德國媒體的道德化傾向嚴重，其報道的片面性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為明顯。比如沒有哪個國家對特朗普的報道比德國媒體更為消極，因此也更為片面。

德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報道還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在“中國是個邪惡國家”的大框架下，任何針對中國的客觀積極言論都可能給自己惹來麻煩。一位前駐京記者曾坦言：對中國做一次積極的報道，編輯部不説什麼；但是如果有第二次，總部的同事就會懷疑你是不是被中國“洗腦”或收買了。而只要基調是抹黑中國的，多麼聳人聽聞的措辭都不會引來同行的批評。

前德國電視二台駐中東通信員烏爾裏希·蒂爾格納曾説：德國記者不説謊，但他們“簡化、迴避、歪曲或篡改部分事實”。如果他的判斷屬實，那麼在“謊言”和“空缺”之間做區分就沒有什麼必要了，因為“兩者的效果是一樣的”。（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原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