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歐洲抗疫，德法為何不願當主心骨

經過16小時的激烈討論，歐盟5000億歐元抗疫援助計劃，4月9日仍未有着落。關鍵的分歧在於，歐洲疫情重災國希望以“病毒債券”或歐洲債券的形式，讓歐盟成員國來分攤疫情債務，但對於部分受災程度較輕的國家而言，難以接受。對此，法國財長勒梅爾表示，為歐盟感到羞恥，為歐洲感到羞恥。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鏡子，既照出了人世炎涼，也照出了政體優劣。可以説，羣龍無首、矛盾重重，危難中盟友伸手相助成了奢望，“歐洲聯盟”的構架無疑正面臨着疫情帶來的前所未有巨大挑戰。

在筆者看來，挑戰既源自資本主義社會里“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思想的泛濫，也源自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族羣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缺失；但最為根本的是，挑戰源自“歐洲聯盟”這個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集合體，在最初構架設計上的缺陷。

首先，歐盟內部的所有成員國均為資本主義政體的社會，而在資本主義政體下，尤其是在法國這樣歷史上就有崇尚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的國家，“個人主義”盛行是一大特徵。

筆者旅居巴黎整整15年，由於中間部分時間在中國居住和美國訪學，在法國旅居的時間前後跨度已達30年。筆者和許多曾在法國旅居的華人有同樣的感受，一個典型的法國人是極其講究尊重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倘若用四個字來描述典型法國人的特點的話，那隻能是“個人主義”。

其實，尊重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原本是好事，但有一個“度”或“界限”的問題。換言之，一個國家説穿了不是空中樓閣，它是由無數的個體所構成的一個集合體。那麼，無數個體的權利和個體的自由面對作為個體集合體的國家，究竟哪些是個體應該堅持、哪些是個體應該割捨的權利和自由，則是諸多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一直困惑的問題。例如，以筆者30年的經歷，當一個典型的法國人遇到在某個問題上個體利益與國家利益有衝突之際，經常會先考慮到的是個體的利益會受到多大影響，該如何維護自己利益。

其次，“歐洲聯盟”雖然龐大，但筆者認為歐盟成員國之間缺乏共同的“族羣認同”與“國家認同”。英國脱歐之後，歐盟還有27個成員國，還有多個非成員國在期盼着能夠加入歐盟。若將歐盟視為一個實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實是歐盟而非美國。然而，如此實力雄厚的國家集合體卻存有“先天的缺陷”。

誠然，歐盟成員國之間是存有基於共同宗教——基督教的“宗教認同”和基於所謂西歐現代工業社會的“文明認同”，也正是基於這些認同，眾多歐洲國家最終才走向“聯合之路”：從最初的“煤鋼聯營”到“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再到“歐盟聯盟”（“歐盟”）。然而，歐盟內部缺乏最為根本的認同，即“族羣認同”和“國家認同”。筆者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將世界上兩大特色鮮明的國家和國家集合體加以比較研究。中國為何在武漢和湖北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各省市能夠毫不猶豫地、不遺餘力地伸手援助，而就算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老大哥的德國和法國，面對這兩個南歐國家尤其是意大利如此悲慘的狀況，卻鮮有實質性援助？根子還在於“族羣認同”和“國家認同”。

再次，疫情的挑戰還源自“歐洲聯盟”這個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集合體，在最初構架設計上的缺陷：缺乏強有力的調控力。歐盟成員國之間已經實現了共同貨幣，卻缺乏“共同財政政策”。已經將絕大部分成員國之間的邊界放開，實現了“人才一體化”“資本一體化”和“商品一體化”，卻沒有最為基本的“預算一體化”。

例如德國為何對希臘和意大利很看不慣？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德國是一個主張財政“嚴謹治理”的國家。在這一點上其實德國人和中國人極為相似，因為中國人歷來主張“量入而出”。對“債務”概念的認識，德國人和中國人也極為相似。

不同的債務觀和消費觀，已經導致德國、法國和英國（當時尚為歐盟成員國）為之前持續多年的“歐債危機”，拿本國納税人的血汗錢援助了南歐國家，而德法英自身的經濟元氣也受到損傷。在不少德國人和法國人看來，南歐國家不注重財富的積累和儲蓄，也不注重國家重要設施的建設，例如大型醫療設施。因而，此次一遇到疫情，意大利就一籌莫展。所以，在一部分法國人和德國人看來，完全可以理解面對疫情法國政府和德國政府沒有立即援助南歐國家的態度。

像中國其他各省市拼全力支援湖北省，這種事情在歐盟內部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筆者認為無論德國還是法國，這兩個國家其實都有能力施援，但因為不清楚自己的疫情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所以完全是出於“自保”需要而沒有積極施援。德法兩國的政客們務必要先確保自己的國家，畢竟他們能否上台是靠德國和法國的選民，而不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選民手裏的選票。

上述這些原因決定了，平常德法兩國的歐盟主導角色，在疫情期間都不願發揮“主心骨”的作用。所以，疫情讓歐盟的構架缺陷充分暴露出來。（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