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認清西方媒體兩套敍事框架

1986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事件被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可能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對切爾諾貝利的報道中，西方媒體佔據了比較大的分量。然而，多加留意就會發現，它們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報道，套路很深。就是到現在，在有關類似重大危機事件的報道中，西方媒體這樣的敍述框架依然可見。

它們在闡述客觀事實的時候，會有意丟掉一些細節，大量使用微觀敍事、多元敍事和碎片敍事的手法。具體實操思路包括，將沒能救到人的責任歸咎於政府，攻擊一切樂觀主義，無限放大微觀悲劇， 解構英雄主義，割裂英雄與政府，着力塑造“反抗者悲劇”。

筆者選擇西方一些主流媒體的報道進行了觀察。遠的不説，去年7月BBC一篇關於切爾諾貝利的長篇報道中就基本涵蓋了上述的大部分思路。在微觀敍事上，該報道先蓋棺定論，“切爾諾貝利災難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災難”；然後反覆強調，“我們能知道切爾諾貝利真正的死亡人數嗎？”“當時被蘇聯秘密掩蓋的核事故造成的死亡和疾病的真實數字，現在才變得清楚。”報道還提到，“截至2018年1月，烏克蘭殘疾人的數量迅速增加，從1995年的40106人增加到2018年的107115人。”它在暗示這要歸因於切爾諾貝利災難。在描述災難中的英雄事蹟時，報道説，“三名工程師在爆炸發生後的幾天內自願從燃燒的反應堆下面的水箱中排出數百萬加侖的水。”強調其“自願”，就是在暗示這與政府無關。另外，該報道使用的6幅配圖中，兩幅採用逝者的黑白照片和葬禮、祭奠等悲劇場景進行渲染。諷刺的是，不渲染、不煽情、中立而客觀的報道通常才是BBC在災難報道時的慣例，這一點明確寫在BBC的報道守則裏。

西媒對切爾諾貝利的報道就是它們構建世界圖景的另一種典型敍事框架。傳播學框架理論指出，採用不同的敍事框架，對同一個客觀現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敍事框架定義了問題，分析了原因，做了道德判斷，提出瞭解決對策。同一杯水，你既可以説它的66%是空的，也可以説它的34%是滿的，二者説的都是客觀事實，但敍事框架引導的效果完全相反。傳播學者阿爾祖哈彥研究發現，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外國時，就存在兩套敍事框架，用正面的方式報道一個與美國的政治、經濟、人權和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利益一致的國家，用負面的方式報道一個各方面與美國不一致的國家。

其次，西方學界對敍事框架研究已久，媒體從業人員經驗成熟，理論儲備豐厚。早到亞里士多德提出三幕式戲劇結構，近到俄國學者普羅普從100個民間故事中挖掘出7種人物和31種故事模式，法國學者樸爾蒂拉從1000部戲劇和200部小説中總結出世界36種劇情，自二戰以來，西方傳媒業界更是有了長足實踐和儲備。最為人們熟知的敍事框架是好萊塢戲劇敍事法。經典的好萊塢敍事使用個人主義假定，營造出行為是個體人物偶然性行為的結果，通過密集製造懸念和衝突，融入知識性和娛樂性，通過豐富的鏡頭語言製造視覺奇觀，吸引觀眾沉浸其中。由於好萊塢電影在全球的巨大影響，這一模式廣泛影響了紀錄片和電視新聞的敍事模式。

最後，西媒製造和使用多重敍事框架的機制非常成熟。英國學者霍爾和美國學者喬姆斯基詳細闡釋了西方媒體在大型媒體、廣告、新聞獲取渠道、新聞批評和主流意識形態的五層過濾機制下，如何通過大量的、看似具有個性特徵的中立客觀的聲音，生成“普遍贊同”的“一致輿論”。

有鑑於此，普通民眾需要增強批判的媒介素養，不再不加甄別地受限於西媒的敍事框架，使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和看他人。只有那樣，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世界圖景才會更加清晰明白、豁然開朗。（作者是東北師範大學傳媒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日本大阪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