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疫情當前，如何調整經濟結構

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經超過160萬，人們對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的擔憂持續加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稱，全球衰退幾乎是肯定的，“可能達到創紀錄的規模”。

危機並不可怕，它並不都意味着增長停滯，其中也藴藏着一定的發展機會。危機是強制性地擠出泡沫，強制性地淘汰落後，強制性地激勵創新。馬克思曾經指出，固定資本的更新是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契機，講的正是這個意思。馬克思還曾經強調：“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發問：如果沒有一次次的經濟危機，就不會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浪高過一浪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革新，正是“危機”作為一種機制淘汰了落後。所以，誰在危機到來時做出正確戰略調整，誰就有可能實現超越。

正確地應對危機，首先需要對當下經濟形勢的客觀認識。近期看，中國經濟下滑不可避免。境內外疫情蔓延對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對產業鏈的衝擊以及對沖擊的恢復提出了挑戰。就服務業來説，與“動”相關的餐飲、娛樂、商場、百貨、旅遊、運輸等行業受衝擊最大，與此同時，與“靜”相關的產業倒是有所發展。

就製造業而言，隨着全球化的深入，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全球產業鏈深度交織，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導致蝴蝶效應和系統性風險。我國外貿企業大多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疫情在世界範圍內的蔓延導致很多處於產業鏈上的我國企業生產不出來，或者生產出來賣不出去，資金回籠成了問題。特別是民營企業受到的衝擊更大，大多數民營企業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

此外，我國正處於結構調整的時期，經歷了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後，我們的發展目標已經發生變化，不再是粗放經營，而是需要強身健體，需要通過創新發展，所以我國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速本就會慢下來，但是經濟增長質量更高了。

經濟發展階段的調整和疫情的衝擊二者疊加之後，我國經濟下行是自然的，客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指出的是，經濟下行期正是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彎道超車的好時機。

應當認識到，眼下的全球經濟是一個大停擺，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到波及，之後經濟如何發展，關鍵要看誰動手早。我國防疫抓得精準有力，迅速控制了疫情在國內的蔓延，如今正在復工復產。

有觀點認為，由於疫情的發展，有關的產業鏈會從中國大陸轉移出去。這個觀點的邏輯前提是，中國有疫情的衝擊，而國外沒有，從而中國的生產經營環境不如國外。現在的情況是，中國抗疫效果顯著，各項經濟活動正在有效恢復。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所示，有關的產業倒是可以轉移到中國來。這其實是一個結構重組的過程，關鍵看誰的環境好，誰的基礎好。我們不僅率先取得了抗疫的階段性成果，創造了良好的生產經營環境，而且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再加上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科技和專業技能人才，這些優勢依然存在。就像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的，在影響經濟發展的諸因素中，人的因素最關鍵。這就是為什麼二戰後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恢復得很快，就是因為它們的人力資本沒有受到破壞，使得兩國的經濟發展得以建立在高素質的勞動力上。

我們需要做的，一是繼續在創新上下功夫。度過危機其實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縮小成本、壓低規模、扛過去；二是通過創新，開闢新的經營模式。一旦講到創新，有兩種情況：一是下意識的、自然而然的創新，一是在災難、危機之下逼迫出來的創新。我們正處於疫情危機帶來的經濟下行中，這迫使我們創新，我們恰恰也需要創新。我國經濟發展現在面臨的主要是結構性問題，所以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的核心就是創新，是提升產業結構。

二是需要特別重視民營企業的發展，真正從經濟發展和長治久安的角度認識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如今的關鍵是解決民營企業成為自己人的問題。比如給國有企業的貸款收不回來，可以通過重組解決，但貸款給民營企業收不回來，那就成了大問題。金融企業也是企業，它也得掙錢。給民營企業貸款，風險高、利率自然就高。只有真正把民營企業變成自己人，民營企業貸款難等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民營企業在疫情衝擊之下，關鍵是解決流動性的問題，解決“堵”和“斷”的問題。從社會層面來看，關鍵是迅速地讓人動起來，讓生產動起來。人不動、生產不動，給點錢也不行。

就民營企業自身而言，疫情可以倒逼企業提升產業結構，這也是民營經濟的機遇之一。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不可以再粗放進行，要生產出新的產品，抓緊這個洗牌機會跟上創新的步伐，適者生存。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在歷練中自己學會游泳。民營企業需要有核心技術、有具備競爭力的產品才能生存，單靠補充資金是不夠的。

需要提醒的是，當下應慎言強刺激。危機就如同人突然感冒一樣，感冒本來是排毒，可以實現人體的適應性調整，感冒一上來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但深層次的矛盾卻被掩蓋。對於一國經濟而言，不僅可能掩蓋深層次的矛盾，還將錯失結構調整和創新的良機。（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