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種族歧視病毒”是共建“健康絲綢之路”的最大路障

2020年3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與意大利總理孔特通電話中強調中意合作抗疫打造“健康絲綢之路”，這對全球抗疫情與共建 “一帶一路”都有重要指導意義。2015年11月9日，國家衞計委印發《關於推進“一帶一路”衞生交流合作三年實施方案(2015-2017)》，明確“一帶一路”衞生交流合作主要按照“一帶一路”兩個走向展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以中東歐和中亞為重點區域，以中國—中東歐國家衞生部長論壇和上合組織為主要合作機制。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以南亞和東南亞為重點區域，以中國—東盟、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亞太經合組織、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為主要合作機制。2016年6月23日，習主席在烏茲別克斯坦最高會議立法院演講中首次提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深化醫療衞生合作，加強在傳染病疫情通報、疾病防控、醫療救援、傳統醫藥領域互利合作，攜手打造‘健康絲綢之路’”。事實上，衞生領域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中國在新疆設立了“絲綢之路經濟帶”醫療服務中心，面向周邊國家開展醫療服務交流合作且成效顯著。2018年5月成立的“一帶一路”國際醫療中心項目在西安啓動，旨在面向“一帶一路”展示國家形象、增進沿線國家民眾福祉。近年來，隨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醫療交流合作不斷深入，“健康絲綢之路”正從願景變為現實，成為助力“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的重要紐帶。

*此次疫情爆發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抗疫打造“健康絲綢之路”，*並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在世衞組織多邊合作平台上開展全球抗疫合作。*2017年1月18日，習主席訪問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中呼籲“世界衞生組織要發揮引領作用，加強疫情監測、信息溝通、經驗交流、技術分享。”他在見證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世界衞生組織關於“一帶一路”衞生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後表示：中國願與世衞組織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共建“健康絲綢之路”以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中國在世衞組織平台上開展抗疫合作，是創始成員國的應盡職責，也是落實雙方合作備忘錄的必要舉措，與近日G20特別峯會聲明強調發揮世衞組織核心作用的精神高度契合。二是中國與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開展電話首腦外交。習主席應約致電通報信息、表示感謝、表達慰問、提供幫助、商討合作抗疫、達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識等，充分發揮了首腦外交在宣示立場、增進互信等方面的特有優勢，彰顯了中國的大國擔當與人道主義情懷，如習主席在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話時強調：中國“為世界各國防控疫情爭取了寶貴時間，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願同有關國家分享防控經驗，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正在向出現疫情擴散的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支持聯合國、世衞組織動員國際社會抗擊疫情“特別是幫助公共衞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做好防範和應對準備。中國已宣佈向世衞組織捐款2000萬美元，支持世衞組織開展抗擊疫情的國際行動。”*三是中國以出色的抗疫實踐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方主動向世衞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通報疫情信息、召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召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與外國駐華使館（團）信息通報會、向全球開放“2019新型冠狀病毒信息庫”、在《柳葉刀》等期刊及時發佈新冠病毒階段性研究成果、中國-世衞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在華調研併發布調研報告、舉行中國-世衞組織新冠肺炎防治中國經驗國際通報會併發布最新診療方案和防控方案英文版、與全球100多個國家、10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分享疫情防控和診療方案等技術文件或舉辦防疫專家視頻會議、指導援外醫療隊在當地開展能力建設、選派專家參與全球學術論壇，以及創建中歐聯合專家組、中韓聯防聯控合作機制、中日韓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會議等機制，切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四是在國際合作抗疫中深化“一帶一路”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中國政府已向12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了包括普通醫用口罩、N95口罩、防護服、核酸檢測試劑、呼吸機等在內的物資援助，中國地方政府已通過國際友好城市等渠道向50多個國家捐贈醫療物資，中國企業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捐贈了醫療物資等。作為G7中首個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國家，意大利在中國抗疫的困難時刻施以援手，中國在意大利疫情暴發後派出三批醫療專家組馳援、援助了大量防疫物資併為意在華採購醫療物資提供便利。其他曾經幫助中國應對疫情的國家，也都得到了中國投桃報李的援助，密切了絲路夥伴情誼，踐行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並深化了“一帶一路”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就在中外合作抗疫打造“健康絲綢之路”之際，卻遭遇了“種族歧視病毒”這一最大路障且危害巨大，主要表現為：

一是西方用“甩鍋”“追責”等舊伎倆歧視特定族羣。回望歷史後發現：國際傳染病總與西方“種族歧視病毒”如影隨形，“甩鍋”“追責”是其慣有伎倆，如因美國發生霍亂歸咎愛爾蘭移民，1832年賓夕法尼亞州的愛爾蘭移民以“細菌攜帶者”被殺害。1849年夏天，波士頓當地政府報告將霍亂源頭引向新入境的愛爾蘭移民。1876年舊金山暴發天花傳染病後當地華人成了替罪羊，促成美國於1882年出台了《排華法案》。1918年始於美國、帶走近億人生命的流感疫情，在美歐各國蓄意隱瞞之際，因疫情較為嚴重的西班牙誠實對外公佈真相而被其他疫情國家媒體冠以“西班牙流感”爭相報道。20世紀20年代，紐約以“病菌與墨西哥裔、華裔、非裔人羣間聯繫”為由，為其種族隔離政策辯護。1968年的甲型H3N2流感病毒也被美國人稱為“新加坡病毒”。20世紀80年代，美國將海地人同艾滋病傳播掛鈎。2009年爆發H1N1（甲型）流感，美國將美國拉美裔誣陷為病毒源頭和攜帶者。2009年美國爆發的H1N1流感蔓延至214個國家和地區，最終導致全球6000萬人感染，近30萬人死亡。2019年以來美國多地暴發乙型流感疫情，至少有2200多萬人患病、1.2萬人死亡‥‥‥事實上，因美歐大國主導國際話語權與西方政客推卸責任等，誘使西方“種族優劣論”執念屢屢在傳染病命名問題上得手，出現了以地名命名的情況，如中東呼吸綜合徵、埃博拉出血熱、馬雅羅病毒等，出現了以人名命名的情況，如耶爾森鼠疫菌、艾希氏大腸桿菌、沙門氏菌等，以及以動物命名的情況，如牛海綿狀腦病、牛分枝桿菌、猴痘等。疾病除了本身殺傷力外，其命名也具某種破壞性，與疾病名字有關係的人羣易遭侮辱或歧視。為此，世衞組織於2015年5月8日頒佈了《新人類傳染病命名的最佳實踐》，明確新疾病命名要避免出現地理信息、人名、動物或食物名稱、文化/人口/職業信息和易引發過度恐慌的內容，旨在減少疾病名稱對貿易、旅遊、動物福利及文化、社羣、國家、種族、宗教羣體等負面影響，旨在遏制“種族歧視病毒”。

此次突發疫情後，世衞組織將其命名為2019-nCoV（2019新型冠狀病毒），屬於包含病毒出現時間、類型及種類等符合新規則的命名方式，但西方某些政客妄稱病毒源於中國而強推“中國病毒”來命名，美國不少有良知的有識之士發聲反對，美公共衞生領域領軍人物安東尼·福西表示自己“永遠不會”把新冠病毒説成“中國病毒”。哥倫比亞大學專家默林·喬科萬認為美國曆史上常將“仇外心理與公共衞生話語交織”。美國明尼蘇達州副州長弗拉納根認為，在美國“有一種明顯模式，在不穩定和艱難時期，歧視會不斷增多，需要有人背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避免疫情污名化和歧視言論。世衞組織負責人邁克爾·瑞安重申病毒沒有國界，應避免將病毒與某些人羣相聯繫，即使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起源於北美也沒稱其為“北美流感”。不幸的是，西方某些政客、媒體甚至專家卻利用突發疫情給民眾所造成的極度恐慌心理來煽動種族歧視, 以炒作“中國病毒”來轉移民憤，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發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紐約時報》刊發題為“SARS、禽流感、新冠病毒：為何很多流行病暴發在中國？”等，蔑稱中國人為“亞洲病夫”、將中國比作“疾病孵化器”，引發“種族歧視病毒”與“新冠病毒”併發，美國亞太政策與規劃委員會的一項在線調查自3月19日啓動後，一週內就收到了673份直接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報告。荷蘭一家電台播出“別吃中餐，那你就沒什麼好怕的，因為預防病毒不如遠離中國人”的歌曲、英國出現輕信“5G導致新冠狀病毒論”的泄憤案件、兩名法國醫生在電視上公然討論“非洲人可用來充當新冠肺炎疫苗實驗的‘小白鼠’”的種族主義話題等。隨着疫情形勢的日益嚴峻，美國一些政客加緊對華“甩鍋”與“追責”，近期舉行的G7外長會議，因美方試圖強推“中國病毒”致使會議聲明流產。《紐約時報》發文指出，面對這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美國的應對卻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算計所掩蓋”。耶魯大學的斯蒂芬·羅奇在其“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敍事”一文中指出，“美國如今把所有困擾自己的東西都歸咎於中國，而這一切都基於一系列不可靠的推論。”“痛批中國與其説是對真實外部威脅的反應，不如説是國內問題的產物”，因“把注意力放在替罪羊上顯然比反觀自照來得容易得多”。可見，此種美國式抗疫模式，非但不能遏制本國疫情，還影響全球抗疫合力的形成，更助長“種族歧視病毒”勝於“新冠病毒”來危害世界。目前，西方社會對華人、亞裔甚至有色人種的新歧視已成不爭事實，防控“種族歧視病毒”，也是全球抗疫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用“抹黑”“誣陷”等新套路來詆譭“中國抗疫模式”。

面對突發疫情，中國採取了最全面、嚴格、徹底的防控舉措，舉全國之力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使中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有序恢復。同時，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着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發佈疫情信息、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加強科研攻關合作，並盡力為各方提供援助，贏得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廣泛認可。因此，由“中國製度”“中國速度”“中國貢獻”“中國擔當”所組成的“中國抗疫模式”應運而生，成為全球抗疫的有效方案之一，但卻遭到西方政客的“抹黑”與“誣陷”，“種族歧視病毒”侵入其中。

仍陷抗疫困境中的歐洲，面對完勝“上半場”的中國，用對華“抹黑”“誣陷”來掩蓋內部問題：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強調中國援外是投桃報李之舉，但仍遭猜疑與攻擊，如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發文，將歐盟在全球抗疫中被貶低歸咎於中國“慷慨政治”，認為“有一個關於(新冠病毒)敍事的全球戰鬥正在進行中”“中國積極宣傳這一信息：它與美國不同，是一個負責任和可靠的夥伴。”“我們必須意識到，有一個地緣政治因素，包括通過轉換和慷慨政治爭取影響力的鬥爭。”儘管他也提及“中國湖北省發生疫情，歐洲運送了大量醫療設備幫助中國”，“如今，中國像其他國家一樣，將設備和醫生運送到歐洲”的事實，此種投桃報李的中國援歐動機，也因其焦慮於歐盟力不從心的抗疫現狀而遭誣陷。面對疫情，歐盟多國關閉各自邊境、收緊防護和醫療庫存，尤其是曾處全球抗疫“震中”的意大利三次受援中國而多次對華表達感激、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的“歐洲團結是童話，只有中國支援我們”的肺腑之言等，被歐洲政客視為干擾歐盟團結的不利因素，於是某些歐洲媒體炒作“中國檢測試劑盒質量有問題”“中方口罩質量不達標”等話題、法國媒體把中國援外誣陷為宣傳“中國拯救世界”與掩飾“中國説謊”之舉、法國《世界報》社評“在意大利遭受最嚴重疫情打擊的悲慘時刻，一些外國強權想方設法通過人道援助修復自身形象”。這些不實之詞，極大地傷害了中歐民眾守望相助的夥伴情誼，並對中歐合作抗疫產生了不良影響。

*仍處全球抗疫“震中”的美國，面對完勝“上半場”的中國，用抹黑“中國戰疫模式”來推卸責任：*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主任伊扎特·薩阿德對“中國抗疫模式”作了精準界定：“政府領導堅強有力，醫護人員勇敢專業，人民大眾團結配合，這是中國能夠較快控制疫情的關鍵。”“中國派出醫療專家團隊奔赴疫情嚴重國家並帶去防疫物資，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擔當。”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再次證明了人類命運休慼與共，以及打造‘健康絲綢之路’的必要性”。中國抗疫實踐，為“一帶一路”框架下打造“健康絲綢之路”作出了貢獻並指明瞭方向。但是，據美媒披露，突發疫情後白宮啓動了一項抹黑中國宣傳計劃，以轉移美國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意見，於是美國政客強推“中國病毒”、一些媒體炒作“中國信息不透明”“壓制人權搞全國大隔離”，中國欲“尋求抗疫領導權”“操縱他國民意”“代替西方成為全球抗疫救世主”“向世界贖罪”等話題，共和黨議員提出問責中國議案，宣稱就中國“早期掩蓋疫情傳播情況對美國及世界人民造成的傷害”進行量化並向中國索賠，反映了美國政客以“贖罪説”來“甩鍋”“追責”的強盜邏輯，這些政治操弄，無法掩蓋其抹黑中國來推卸責任的陰暗動機，對中美合作抗疫產生了極大干擾。美國《政治報》網站刊文指出：“當中國站在挽救人類的前線，並通過援助他國提升自身形象時，歐盟無法一致行動，世界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則正忙着‘甩鍋’。在歐美缺乏團結時，中國展示出軟實力。如果説這是一場‘爭奪’，那麼的確中國正在‘勝出’。”

三是用“斷糧”“退羣”等新手段破壞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

自疫情爆發以來，世衞組織在領導全球抗疫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因其肯定中國貢獻、推廣中國經驗、反對將病毒政治化等客觀、公正立場，也被美國“甩鍋”“追責”，西方政客固有的種族歧視主義做派也參雜其中。

作為創始成員國，中國與世衞組織的合作歷史悠久且成效顯著，如中國派遣1200名醫務人員支援西非應對埃博拉危機、中國支持世衞組織在敍利亞分發醫療物資、中國參與世衞組織應急醫療隊工作，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上海）於2016年5月成為全球首批通過世衞組織嚴格認證程序的國際應急醫療隊之一等。2017年1月，中國與世衞組織簽署“一帶一路”衞生領域合作備忘錄，合作共建“健康絲綢之路”。此次突發疫情後，中國即時向世衞組織通報信息，並組建了來自中德日俄美等國25名專家組成中國-世衞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在華展開為期9天考察後舉行了新聞發佈會認為：“中國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衞生應對措施，在減緩疫情擴散蔓延，阻斷病毒的人際傳播方面取得明顯效果，已經避免或至少推遲了數十萬新冠肺炎病例”。隨後發佈其“聯合考察報告”指出，“中國採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儘可能迅速地遏制病毒傳播。令人矚目的是，在所考察的每一個機構都能夠強有力地落實防控措施。面對共同威脅時，中國人民凝聚共識團結行動，才使防控措施得以全面有效的實施。每個省、每個城市在社區層面都團結一致，幫助和支持脆弱人羣及社區。”其中，任聯合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的世衞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坦言世界應“認識到武漢人民所作的貢獻，世界欠你們的。待疫情過後，希望有機會代表世界感謝武漢人民，在此次抗疫中，中國人民奉獻很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強調，中國人民“正在為全人類作貢獻”。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等人在《柳葉刀》發文指出“中國在應對和防控本國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的不懈努力，不但為其他國家爭取了寶貴時間，還為國際科學界共同應對這一疫情‘鋪平了道路’。”作為世衞組織近70年曆史中首位來自非洲的總幹事，譚德塞因肯定“中國抗疫模式”、反對污名化中國而遭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指責世衞組織“以中國為中心”、譚德賽對全球抗疫未盡責、考慮取消對該組織的資助等，此種“斷糧”式威脅又拉開了“退羣”的架勢，這是特朗普總統多次“退羣”的基本招數，也對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造成極大破壞。事實上，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言，自疫情爆發後，“世衞組織在譚德塞總幹事帶領下，積極履行自身職責，秉持客觀科學公正立場，為協助各國應對疫情、推動國際抗疫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高度讚譽”，“聯合國秘書長、非盟及法國、盧旺達、埃塞俄比亞等多國政要公開表示支持世衞組織工作”，近日召開的G20特別峯會聲明也強調“進一步增強世衞組織在協調國際抗疫行動方面的職責”。因此，“中方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世衞組織工作，支持世衞組織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反對任何借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的行為，強烈譴責針對譚德塞總幹事的人身攻擊和種族主義言行。”事實上，譚德塞總幹事也遭受了“種族歧視病毒”的侵害，針對法國醫生要把非洲作為新冠疫苗試驗場的言論，譚德塞表示，“非洲不能也不會作為任何疫苗的試驗場，疫苗或治療方法的研發要在全球範圍內遵循同樣的規則”，世衞組織絕不允許種族歧視事情發生，這會破壞全球團結抗疫。目前仍在發酵的美國政客詆譭譚德塞總幹事的歧視事件，實為蓄意破壞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的霸凌主義行徑。

近期，基辛格發文預判“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弗朗西斯·福山承認“應對疫情的關鍵性因素不是政治體制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尤其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羅思義在觀察者網發文指出：“過去的12年裏，世界經歷了兩次巨大的全球性考驗——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兩場考驗中，中國的表現都遠遠好於美國。這必然會導致地緣政治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生重大轉變。而美國如今這種災難性的抗疫表現持續時間越長，這種轉變就會越大。”究其根源在於，人類面臨“種族歧視病毒”與“新冠病毒”併發的嚴峻挑戰，前者的危害遠大於後者，“種族歧視病毒”實為“一帶一路”框架下共建“健康絲綢之路”的最大路障。（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暨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