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面對社交媒體輿論戰需兵來將擋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令美歐國家成為疫情的新中心，雖然各國政府都在努力抗擊疫情，但是美歐國家一些政客和媒體卻在社交媒體上發出各種“甩鍋”其他國家的言論，或者借疫情抹黑其他國家“隱瞞疫情”“展開魅力攻勢”等等。一時間，社交媒體中瀰漫“新冷戰”氣氛。

不一樣的新特點

隨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虛擬的網絡空間成了大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角力之外的“第五戰場”。2016年以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展開了新一輪的“媒體冷戰”，基於大眾媒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相互對抗。社交媒體在這場“新冷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俄羅斯面對西方的輿論攻擊和刻意抹黑，利用社交媒體直接打入美國輿論場的腹地，通過“信息戰”和“輿論戰”等方式在線上和線下維護本國利益，打擊敵對勢力，充分印證了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數字時代國際政治和公共外交的“神經中樞”。

自2017年以來，中國成為此輪社交媒體“新冷戰”的新熱點。美國一些勢力藉由貿易戰、香港、新疆等輿論熱點，不斷挑戰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民眾的情感底線，反覆鼓吹“噤聲”中國媒體機構及其賬號，這一態勢直至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達到雙方劍拔弩張的地步。

顯而易見，社交媒體的出現對於跨國信息流動和全球傳播造成了顯著影響，推動了全球範圍內信息更加快速、廣泛和網絡化的流動。這也使得跨越國界的文化產品和意識形態輸出變得更加容易和難以掌控。如今大國之間的“社交媒體戰”呈現出傳播速度快、精確性高和針對性強、影響範圍廣等特點。

不同於冷戰時期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利用社交媒體可以在較短時間內迅速開展精確打擊的行動，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俄羅斯的“互聯網研究所”（IRA）便是企業化運營的小型機構，在熱點事件發生時迅速開展行動，針對爭議話題精確找到當地受眾，並在極短的時間內有效發動了線下政治活動，這與冷戰期間長效性的“文化浸潤”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應對需靈活有力

如何理解這種基於社交媒體的跨國信息和意識形態鬥爭，是未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要命題，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未來國家間信息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主體將會變得更加多元化、小型化，由原來的國家機構包辦、國家主導到企業化、社會化機構主導，但涉及到的部門卻越來越多，包括軍事、法律、宣傳、文化等。規模上的縮減帶來的是機動性的增強，可以更快的速度、更靈活的方式實現國家意志，而參與部門的多元化則會讓鬥爭變得更加複雜而不可預測。

其次，主體的多元化將會帶來傳播手段的日益豐富，以及各種手段間聯動性的增強，從而產生比以往更加強大的效果。如在將“今日俄羅斯”列為外國代理人的事件中，美國政府多個部門協同配合，聯手將一個媒體傳播行為上升到“國家政治鬥爭”的高度，並通過司法、經濟和宣傳等多個渠道對俄羅斯進行打擊。這種基於媒體和信息領域的“多維打擊”和“戰略聯動”，將會成為未來大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基於以上的前提，未來的國際關係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將會變得更加難以控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能夠藉助社交媒體平台快速滲透進入另一個國家的輿論空間中，通過生成虛假賬號、散佈煽動性信息等“計算宣傳”方式，直接對他國的政治和社會議題產生影響。因而對於政府來説，如何對這樣一種複雜的網絡化信息流動加以管控，從而保證國內政治和輿論的穩定，將成為未來各國政府所需要面對的重要命題。

機制需適應新變化

應對“社交媒體新冷戰”的新形勢，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相應的國家戰略傳播機制來適應這一新的變化。對外傳播、外交、互聯網等各相關部門作為頂層設計機構，媒體、互聯網技術公司和民間智庫作為具體實施單位，應形成上下聯動、合縱連橫的復調傳播體系，夯實我國在這場新的歷史條件世界大變局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在有力回擊對方挑釁行為和散佈各種“仇恨言論”的同時，我們亟須加強制度和軟環境建設。尤其是面對一些行為背後有法律條文支撐，也有必要針對於此建立專門的法律顧問團隊，在細緻研究相應條款的基礎之上，在專業層面進行對話溝通，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爭取國際社會各階層的理解與支持。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外國媒體機構和承擔公共外交職能的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這需要有關部門完善體制機制建設，依法依規進行管理。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框架下，我們要將外國媒體機構和類似組織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針對外媒應當更加精細化地實施“柔性管理”，將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記者見面會上提出的“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詞，歡迎客觀的介紹和有益的建議”的講話精神落到實處，避免外媒借題發揮，借勢炒作“封殺”“雪藏”個別違規記者的話題，彰顯敢於直面不同類型海外媒體的“傳播自信”，把新聞發佈和媒體關係管理中的“敢於亮劍”和“綿裏藏針”有機結合起來。（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