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東：美科技巨頭為何抗疫存在感弱

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世界，帶來日趨嚴峻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面臨抗疫“公共品”的嚴重不足。很多政府和社會全力開動戰時模式，但依然力不從心。已經成為當下全球疫情震中的美國尤其如此。在如此緊要的關頭，擁有強大能力的幾大美國超級科技巨頭卻始終缺乏表現，沒在廣受關注的“科技抗疫”層面釋放能量。直到前幾天，谷歌和蘋果宣佈聯手啓動一項新冠病毒追蹤項目，打造“美國版健康碼”，才開始第一次刷出了“存在感”。

與1918年那次大流感相比，現在的人類已進入了網絡時代，全球上網人口已經超過世界總人口數的一半，可謂真正進入了網絡生活。迄今為止，對抗病毒最有效的手段依然是最原始的社交隔離。但跟百年前相比，現在的不同是當全球大多數人被隔離在家，他們同時也被強行切換到了某種意義上的網絡生存模式。毫無疑問，科技巨頭們為躲避這場疫情的人們提供了最關鍵的網絡基礎設施，當然它們也從中找到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全球經濟面臨大衰退之際，在新興創業企業面臨資本投入等巨大生存壓力的時候，科技巨頭們可以説是為數不多能夠抵擋疫情衝擊的幸運者了。

但在谷歌和蘋果行動起來後，很多人馬上注意到，相對於中國幾家大的科技公司在疫情暴發之初就以自己的方式助力抗疫，美國科技巨頭們行動好像慢了很多。在日益慘烈的美國抗擊疫情一線，原本可以更早地在這場抗疫大戰中勇立潮頭、擔當更重要角色的它們卻一直沒有挺身而出。

現在谷歌和蘋果終於打破了這種沉寂的局面令人欣慰，但也令人思考。為什麼這麼説？首先，因為這些科技巨頭有着極為強大的資本力量。蘋果、亞馬遜、微軟、谷歌、臉書等都是市場價值達到萬億美元級的企業。在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社會救助以及疫苗研發等很多方面，都能做出巨大貢獻。

隨着疫情全球蔓延尤其在美國不斷加重，掌握着巨大資本力量的科技巨頭及其創始人、管理者們也已開始有所行動，比如推特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傑克·多爾西計劃捐贈10億美元用於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救助項目。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將向美國食物賑濟中心捐贈1億美元。戴爾公司創始人邁克爾·戴爾也承諾為全球救助行動捐贈1億美元。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同樣承諾捐贈類似金額，用於疫苗研發以及為核酸檢測、隔離和治療支付等費用。

其次，更重要的是，這些科技巨頭真的有能力和資源發揮重大作用，畢竟，事實已經證明這次抗擊疫情亟需科技引領。以這次谷歌和蘋果聯手打造“美國版健康碼”為例，目前全球移動設備幾乎都構建在蘋果iOS和谷歌安卓系統這兩大平台上。兩者超過40億用户，超過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它們掌控的用户數量，尤其這些用户的即時動態數據，是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家運行商或者組織和企業都難以企及的。

第三，這些巨頭本身都有強大的抗擊疫情的技術儲備。其手段是政府和社會不可替代的。比如，2008年，也就是谷歌剛剛推出安卓系統還遠未成氣候的年代，谷歌就基於其穩定的搜索數據流，推出了流感趨勢追蹤系統，追蹤流感、AIDS、禽流感、非洲殺人蜂等傳染性疾病，宣稱可以早於美國疾控中心(CDC)兩個星期獲得結果。當時曾經轟動一時。而2012年，人們基於推特信息流就推出了追蹤疾病和預測流行病暴發的各種應用。但在這次疫情暴發和蔓延以來，這些科技巨頭反而還沒什麼特別的表現。

歸根到底，今天的這些科技巨頭已經事實上成為人類社會工作、生活甚至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設施，而不再僅僅提供單純的應用與服務。作為網絡時代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和運行者，它們通過掌控十億級用户即時動態的數據，事實上掌控了用户和社會的“私權利”和“公權力”。美國科技巨頭的“不作為”和“少作為”，顯然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它們在這場疫情暴發當中沒有挺身而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擔心因此暴露它們實際掌控的超級“權力”和“能力”。比如，谷歌和蘋果聯合的項目就是在最底層的操作系統層面入手，介入用户的數據。這當然會涉及敏感的隱私問題以及網絡安全問題，觸及“潘多拉”盒子，還會觸碰關於公私之間敏感的邊界和權利問題。

但無論從科技創新的人類使命，還是從企業的社會責任看，在人類危難的關鍵時刻，企業利益的算盤都不應該被放到首位。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美國科技巨頭們擔心的問題，也都可以找到解決辦法。比如非常時期甚至是戰時狀態，美歐國家用户是願意讓渡部分隱私的，國家法律也有特殊情勢下例外的制度安排。坐擁巨大的能量和能力，科技巨頭們與其繼續躲着藏着，不如在這種時刻積極主動，走到世界各國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全面施展自己的力量。

超級科技巨頭的社會責任和使命與商業利益的平衡問題、制衡問題，將會是未來長期的焦點問題。但此時此刻，它們需要優先考慮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不管主動還是被動，這是形勢使然，時代使然。(作者是浙江傳媒學院互聯網與社會研究院院長，全球互聯網口述史【OHI】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