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建：打造韌性城市，做好加減乘除

新冠疫情之後用城市化推動中國發展，需要強調可持續發展導向的韌性城市觀點。事實上，上海2035年新一輪總體規劃已經提出“韌性城市”的發展定位。

韌性城市涉及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城市的“易感性”如何。在當下風險社會，超大城市是多要素多層次多中心的複雜系統，一些城市問題已經升級成為有大的負面影響的城市風險。在重大風險面前，城市有沒有免疫力。這裏的重大風險不僅指城市生態風險，還包括傳染病等公共衞生風險。

二是應急，也就是重大事件或風險發生後，是否有應急機制幫助城市降低損失儘快恢復正常，這也可以看作是城市的適應性。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韌性發展，有兩條線。一條線是作為閾值的城市承載能力，以往關注生態承載能力，現在需要注意到經濟承載能力和社會承載能力等。另一條線是風險如何作為的影響曲線，看它的峯值是否在承載能力之內。如果超出承載能力後可以回來，這樣的發展就是韌性的、可持續的;如果不能，那就是脆性的、不可持續的。

用承載力與影響線的關係看新冠疫情，就是控制新冠病例與醫療能力的關係，韌性管理是將病例發生的峯值控制在醫療承載力之內。當病例低於醫療能力的時候，預防病例不要超過醫療能力，如新加坡的做法;當病例超過醫療能力的時候，緊急提高醫療能力，如武漢建設“小湯山”和方艙醫院。

新冠疫情後，中國從全面小康進入現代化強國建設，需要把韌性原理置入發展之中，做好城市化的加減乘除。

人口做加法——發展大都市圈。城市形態存在着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爭論，從規模經濟看，大城市無疑是優於中小城市的。但是當下的新冠疫情證明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和密度不能無限擴張，解決方案不是降維回到中小城市，這不能解決中國10億人口的巨量城市化問題，讓2億人走在路上常年流動有污染傳播的風險。更好的方案是升維到圍繞中心城市發展大都市圈，達到大集中、小分散的效果，用較少的空間容納較多的人口。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土地做減法——堅持耕地紅線。土地做減法這個話題一直存在爭論，特別是對於要不要有18億畝耕地紅線，許多經濟學家是反對的，認為這抬高了房地產的價格，認為糧食可以從國外進口。新冠疫情證明堅持永久農田紅線是必要的。

以前發現世界糧食剩餘交易數量少，現在發現世界糧食生產有餘量，有問題是在糧食流通環節。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新冠疫情各國“封國”會導致糧食危機，這主要是流通的危機而不是生產的危機。中國一直強調糧食自主，所以這幾年糧食產量一直高於6億噸，可以滿足14億人至少人均400 公斤(人均1.3畝)的要求。城市化不宜以浪費土地為導向，城市發展需要從攤大餅式增量擴張到存量優化。

功能做乘法——建設分佈式多功能組團。遇到重大風險，城市和區域要有韌性，關鍵是作為原子的城市社區和空間組團要有韌性，這就需要建設分佈式多功能公交導向的城市組團，圍繞公共交通，建設職住合一、服務配套的15分鐘社區。

新加坡在新冠疫情前有較高的適應性，就是它有900多個社區性的醫療單元進行防範。這樣的社區要加強綜合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數字設施(強化信息溝通)、軌道交通(強化人和物的流通)、公共衞生(治療)、避險設施(防範)等。現在強調疫情之後要用新基建拉動經濟，重要的問題是新基建不能重複傳統的經濟性基礎設施，更要強調生態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

治理做除法——城市合作治理。應對新冠疫情不得不採用戰時機制和國家力量，但是疫情之後的城市發展要激活社會活力。城市治理要從傳統的管理走向合作的治理，表現為單一的生產與消費轉化為合作的生產與消費，從共享經濟和公私合作發展成為共享城市。

在私人消費領域，大力發展共享經濟，例如通過共享出行用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通，用一定的交通設施滿足增長的出行需求，包括髮展B2C的共享出行和C2C的共享出行。

在公共服務領域，投資新基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這樣的建設不是傳統的國家化，也不是傳統的私有化，要推進混合導向的公私合作機制。對於公共性強的公共服務設施或者社會性和生態性基礎設施，採用社會生產、政府付費的方式;對於市場性強的經濟性基礎設施，如數字基建、軌道交通等，採用社會投資消費者付費的方式。(作者是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上海市可持續發展研究會會長)